（一）前言
東方白投注十年時間寫作完成的，超過一百三十萬字的大河小說《浪淘沙》，（1）可說是臺灣文學繼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之後，又一皇皇巨著。作者以史詩的氣魄，寫百年來臺灣三個家族的人事滄桑與悲歡離合，實深具意義。開啟臺灣大河小說先河的鍾肇政，讚譽《浪淘沙》是「歷史為證、鄉土為懷的雄渾磅礡的民族史詩」，「為臺灣文學，豎立了一座輝煌的金字塔」。（2）《浪淘沙》因為歷史中有故事，故事中有歷史，不可避免地碰觸到諸如二二八事件之類的敏感性政治話題，文評家齊邦媛說，「許多人將它歸類為政治小說，卻侷限了它關懷的層面」。（3）臺灣文學耆老葉石濤更一針見血地指出，《浪淘沙》這部臺灣人命運的史詩，「是由巨視性的世界觀點來凝視臺灣及臺灣人的歷史性遭遇，又能站在本土性的土地和人民的立場來透視臺灣人命運的小說……從來沒有一部臺灣小說帶有這種超越國界、人種的超然立場」。（4）易言之，《浪淘沙》所關懷的層面是世界性的，而作者對人道精神的謳歌以及其「愛與光明」的崇高主題則貫穿全書。事實上，文學作品正因為此一至善境界的追求，才得以真正的偉大、感人與不朽。
（二）丘雅信的仁愛襟懷
《浪淘沙》以福佬丘雅信、客家人江東蘭、臺灣的福州人周明德等三個家族的三代歷史做縱線，以三代的交往做橫線，背景的地域包括臺灣、日本、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美國、加拿大，小說由臺北縣「澳底」開始，以三家於數十年後又回到澳底重遊舊地做結束，事隔半個多世紀，物舊人非，感慨萬千。東方白筆下的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三個主角，莫不充滿了人道精神，咸認世上只有善人與惡人之別，沒有國籍種族之分。
丘雅信出生於臺灣割讓日本的隔年，在臺北萬華長大，淡水女學第一屆畢業，到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深造，學成返臺開設婦產醫院，創立婦產學校。丈夫彭英也是留日，早稻田大學法律系畢業，跟江東蘭同校，和丘雅信結婚後，因反日而逃到中國大陸，丘雅信於是遭「特高」監視，只好安排兒女至日本，自己則好不容易才來到美國、加拿大唸醫學。不料珍珠港事變使她回不了臺灣，還被當成日本人，飽受種族歧視之苦。俟二次大戰結束，溫哥華的中國領事認為她身分特殊，仍不能算是中國人，乃拒發護照給她。丘雅信找到保證人後，方由美國返抵臺灣，然此時丈夫彭英已病逝中國大陸。豈料不久遇上二二八事件，她因曾去「文化協會」演講，有安全顧慮，就嫁給加拿大牧師吉卜生，改入英國籍，以求自保。當國際局勢逆轉，英國承認中共，她被指為大英屬民，慘遭國民政府當局驅逐出境，移民加拿大。丘雅信因歷史因素加諸自身所造成的坎坷命運，可謂悲情臺灣人的典型代表。
書中，東方白刻劃丘雅信悲天憫人、行醫濟世的慈愛天性，最是不遺餘力。丘雅信在東京「聖瑪格麗特女學」唸大學預科時，女學校長德姑娘說，人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帶她們實地去看東京的貧民窟，請她們觀賞法國雨果著名小說《悲慘世界》改編的電影；讀大學時，丘雅信參加「世界主日學大會」的服務工作，激發其普濟大眾的決心，體認到：「人道」是全然的關心，是沒有分別的愛。此後，無論她在臺灣或是其他地方，不管是臺灣人、大陸人、日本人、美國人、加拿大人……，都是她虔誠奉獻的對象。丘雅信開設「清信醫院」，生產的收費端視病人的家庭經濟狀況而定，赤貧者則一文不收，甚至有位農婦剖腹生產，在病房住了一個禮拜，其夫與七、八個孩子便在病房外的走廊上住了一個多禮拜。出院時，他們未付一分錢，丘雅信非但不以為意，反而贈送他們嬰兒用品，結果三個月後，這對夫婦抱著白皙健康的嬰兒，帶來許多農產品向丘雅信道謝，這是多麼溫馨的一幕！
在東京上野公園，有位五、六十歲的男子「羊癲癇」發作，正為赴美留學的結匯問題而苦惱的丘雅信適巧遇見，立即施以急救，原來此人乃山形縣中學校長，正是大藏大臣的小學同窗，透過這層關係，丘雅信才換得美金匯票，順利成行，真是好心有好報。珍珠港事變後，丘雅信至加拿大專門囚禁日本人的「石落坑集中營」任駐營醫生，她的醫術好，助產佳，還教大家如何保健，讓日本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她尚且去女澡堂跟日本婦女一起洗澡，更使得集中營的日本人愛她如母，敬她如神。丘雅信無私的人道形象，可謂栩栩如生。
雖然二次大戰後，溫哥華的中國領事認為身分「複雜」的她仍不能算是中國人，百般刁難，拒發護照給她，使她遲遲無法返臺；二二八時，她也曾遭大陸兵搶奪手提包，但她並不因此對外省人存有成見。回到清信醫院，當另一位被臺灣學生追殺的大陸兵向她求救，她毫不考慮地為他掩護，救了他一命。丘雅信嫁給牧師吉卜生，至加拿大投奔他，幾年後，吉卜生得了骨癌，雅信整日服侍，自始至終都未改一向恩愛體貼的態度，直到吉卜生辭世。
丘雅信的仁愛襟懷，確是不問性別、年齡、種族、地域、國籍的。東方白透過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丘雅信，明白傳達了他「人道」的信念。
（三）江東蘭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人道主義者
《浪淘沙》裡代表客家人的江東蘭，畢業於新竹湖口公學校，考取林獻堂等人專為臺灣子弟創設的臺中中學，這期間他遇到幾位不錯的日籍老師。中學畢業後，他到日本「神戶商科大學」、「東京早稻田大學」留學，學成返臺，應聘到新竹中學執教英文，與陳芸結婚，生下二女一子。珍珠港事變後，江東蘭被徵調到南洋當翻譯官，服役時，小女兒真靜病亡。在南洋，江東蘭目睹了戰爭的殘酷無情。戰爭結束，他以日本俘虜身份被囚，數月後獲釋返臺。他一度出任新竹教育科科長，旋應聘為新竹市立中學校長。十二年後，至臺北師範大學任英文教授，又八年，經日本、加拿大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此時兒女皆已學成、結婚矣。較特別的是，江東蘭與日本女子「秋子」、緬甸女子「雪美旦那」都發生了一段淒美的、刻骨銘心的異國戀情，頗耐人尋味。
小時候，狗兒「小鐵拐」病死了，江東蘭和兒時玩伴水生等一起為小鐵拐慎重其事地埋葬，替牠立墓碑、唸「往生咒」。在新竹中學任教時，日本學生與臺灣學生打架，江東蘭並不體罰他們，只是嚴厲地訓誡他們，對他們講「人類應該互愛」的道理。南洋服役時，他善待戰俘，戰俘也視他為朋友。他手下的泰雅族傳令兵松武郎因被俘釋回而被賜死，當他休假返臺，特將松武郎臨死前所託的兩顆珍珠親送其新婚就離別的夫人，他深怕松武郎夫人無法承受悲傷，便忍心瞞著松武郎死亡的事實。
江東蘭於多年後赴美，途經東瀛，與一度相戀的秋子重逢，二人同遊奈良「東大寺」，他意味深長地對秋子說：「我看世界最崇高的情操都是不分國界的。」（5）宗教、愛情皆可作如是觀。當他看到緬甸集中營的上司長谷川大佐在戰後剃髮出家，憶起長谷川大佐曾奉命殺了九個俘虜卻又違命救了九個俘虜的往事，江東蘭發現，儘管行善不一定得善報，但世上仍然有人行善如誼，他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後來才想通，「原來行善就是它本身的目的，行善之際當事人既已得助人之樂，也便是它的果，又何必再去求事後的善報呢？」（6）由此看來，江東蘭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人道主義者。
（四）周明德無疑是東方白創作理念的代言人
再者是代表福州人的周福生與周明德。周家亦住臺北萬華，經營木器行的周福生，其子周台生本是藥局生，後赴老家福州發展，娶周福生的師傅姚遠之女姚倩為妻，生子周明德，再由周福生將其帶回臺灣扶養長大，周台生夫婦則移民菲律賓。周明德就讀新竹中學，是江東蘭班上的學生，但因與日本同學打架而被退學，轉至開南中學，畢業後到菲律賓與父母及弟弟團圓，後因菲國反日，被視為「日本人」的周台生全家深受戰爭威脅，乃乘船歸返中國，周明德再由福州轉回臺灣。
周明德回臺灣後，先是在開南中學教書，經江東蘭與丘雅信作媒，娶牧師之女尤妙妙為妻，繼而被日本殖民政府徵召受訓，加入新竹航空隊，其後所駕駛的戰鬥轟炸機墜落而被俘，周明德得以結識重慶上游「白沙」民兵副總隊長黎立，兩人因為都有著濃厚的人道精神而一見如故，成了好友。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周明德由昆明輾轉回到臺灣，重執教鞭，由成功中學轉往臺北醫學院教英文，還去加拿大溫哥華擔任日本與越南移民的英文教師。
祖父周福生脾氣火爆，但急公好義，樂於助人。比如朋友之中，以補碗維生的李夢，好賭成性，連家裡沒米煮飯了也不顧，周福生就暗地裡叫人送米去而不讓夢嫂知道。後來李夢暴斃，李家根本沒錢辦喪事，周福生除了促使其他朋友放棄債權，湊錢為李夢買棺木辦後事，他還把剛為自己買的一塊風水極佳的墓地送給李夢埋葬，即使其妻說他「家己揹皇金，在替人看風水」，（7）他也不理會，因為這樣他才心情愉快。而周明德得到祖父的遺傳，也充滿了人道精神。重慶遭空襲，引起大火，別人冷眼旁觀，他卻奮不顧身地衝進火窟，將昏迷的孩子抱出來。臺灣光復後，民眾原先的希望破滅，怨恨日增，有人大罵唐山人野蠻，周明德則認為，唐山人有上等的也有下等的，在臺灣所看到的唐山人偏偏都是下等的，萬不可以偏概全，誤以為所有唐山人都不好。「二二八事件」期間，周明德看見三個學生圍毆一個大陸打扮的唐山人，主張凡事要是非分明的周明德立即阻止他們，教訓道：「怎麼可以不分皂白，只因為他是唐山人就動手打他？」（8）他遇過欺凌弱小的日本學生、冷酷無情的日本軍人，也結交到古道熱腸的日本同事；他看過殺人不眨眼的大陸隊長，也碰見跛足兔唇卻善良救難的大陸兵，所以周明德更加相信，世上只有善人與惡人之分，沒有國籍種族之別。周明德無疑是東方白創作理念的代言人。
（五）遠山明發揮人道主義的平衡效果
除了丘雅信、江東蘭、周福生、周明德等主要人物充滿人道精神外，東方白在《浪淘沙》裡，特別塑造了許多與殘忍、恐怖、可惡的日本人形成「對比」的好日本人，如：丘雅信萬華家的菊池警官、大苗先生、日本友人橫山；江東蘭的中學英文老師千葉、音樂老師美空、早稻田大學的木谷博士、新竹中學同事松下、緬甸集中營的上司長谷川大佐；以及周明德開南中學的同事遠山明……等人，其中東方白對「遠山明」著墨最多，也最令人印象深刻。
周明德因為讀新竹中學時與日本學生打架被退學，之後他對所有日本人就敬而遠之，所以他跟遠山明雖然年紀相仿，即使同事了兩年，也沒什麼交往。直到兩人一起入伍受訓，二人才真正認識對方，成了莫逆之交。遠山明曾任戰地記者，親眼目睹「南京大屠殺」，因良心不安而辭去記者工作，他對周明德說：「什麼『光榮聖戰』？不過『搶殺姦淫』！不該，不該，日本實在不該侵略中國！」（9）又說，與其切腹自戕，不如用那生命從事中日兩國間的和平與友誼，讓人了解戰爭的虛耗與徒勞。這是周明德生平第一次親耳聽到日本人反戰的言論。遠山明喜歡臺灣，曾與臺灣女學生交往，卻因他是來自「內地」的日本人而遭女方家人拒絕，使他不禁大嘆：「我愛臺灣人，臺灣人卻不愛我。」（10）其後周明德和遠山明所駕駛的戰鬥轟炸機在重慶上空被中國空軍的戰鬥機截擊，機毀被俘，周明德因是臺灣人，係遭日本人強迫當兵，乃被中國民兵視為「同胞」而免去牢獄之災，同行的遠山明即使有良心、反欺騙、反獨裁、反戰爭，然只因他是日本人，於是飽嚐苦頭，最後落得自殺身亡。好友如此下場，周明德不禁痛心大嘆：「公正何在？」（11）
東方白透過遠山明這個「對比」角色，使我們免於落入極端「民族主義」的無理性仇恨之泥淖中，發揮了平衡觀點的作用，足以讓人咀嚼反省。
（六）結論
文學作品的產生源於作家的心靈世界，作家不僅要實現對生存環境的關懷，還必須在現實的取材上，建立一種透視人生普遍情境的永恆觀點，這往往也就是作家的人生觀，以及一心想要表現、掌握的主題。誠如姚一葦所言，一個好的小說家，必定是廣義的哲學家，而且對人生有所體認、有所闡揚。（12）東方白即自言：「我的小說的主題是愛、諒解、寬恕，絕不寫仇恨、殘酷、暴戾等等。」（13）其以十年精壯歲月苦寫而成的《浪淘沙》所呈現的「人道精神」崇高主題，正是東方白寫作關注的焦點，一生的信仰所在。東方白雖採取「無技巧的技巧」的寫實手法來創作，看似平常無奇，實則此乃返璞歸真，是所謂「見山又是山」的最高境界。這種表現方式，用以闡揚人道主義的主題，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當然，我們也不難看出，東方白為了突顯「人道精神」這一主題，不論是在人物的塑造或情節的安排上，有時會「用力」過度，甚至讓小說中的人物向讀者「說故事」或「講道理」，就因為太直接了，難免予人說教的意味，進而心生排斥之感，是以如此表現主題之手法的確值得商榷。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文明進步史，卻也是寫滿不堪回首的宗教對立、文化對立、種族對立……的歷史，如果陷於各種意識形態的框架，彼此不能相互寬容對待，學習「愛與尊重」，則勢必因矛盾對立而爆發衝突，付出慘痛的集體代價。準此，《浪淘沙》如果偉大、有價值，不因為它是臺灣有史以來字數最多的大河小說，而是因為它思想的深度──那超越國界、人種的人道主題，以及亂世中一位又一位令人感動的人道主義者的堅持「和平相愛」，有別於一般涉及臺灣歷史的文學作品之悲情、怨恨或一味的反日。總之，作者如果沒有夠寬闊的胸襟，是絕不可能創造這樣可觀的成就的。※
【註釋】
1、《浪淘沙》，東方白著，臺北：前衛，1990年10月臺灣初版。
2、鍾肇政〈滾滾大河天上來──序東方白《浪淘沙》〉，收入《浪淘沙》，頁39、40。
3、齊邦媛〈冰湖雪山和南國鄉夢──賀《浪淘沙》七版問世〉，收入《浪淘沙》，頁24。
4、葉石濤〈臺灣人命運的史詩〉，收入《浪淘沙》，頁46、47。
5、見《浪淘沙》頁1986。
6、見《浪淘沙》頁1991。
7、見《浪淘沙》頁259。
8、見《浪淘沙》頁1917。
9、見《浪淘沙》頁1625。
10、見《浪淘沙》頁1630。
11、見《浪淘沙》頁1726。
12、參見姚一葦《欣賞與批評》，臺北：遠景，1979年11月初版，頁147。
13、東方白致鍾肇政書簡所言，見《臺灣文學兩地書》，張良澤編，臺北：前衛，1993年2月，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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