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大河小說因賦予「臺灣史為敘述主體」的重要屬性，承繼本土文學論述的傳統，向來被視為「本土認同的重要象徵與符碼」。換言之，「大河小說」自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起，逐漸形成臺灣文學的歷史傳統，對於臺灣文學史來說，可謂深具意義。
追溯大河小說的起源，楊照以為「大河小說」在性質上比較接近西方所謂的「Saga」，他解釋說：「Saga最原始指的是北歐中世紀的一種敘事文體。其主要內容處理傳奇或歷史英雄個人、家族的歷險經過。……到了十八、十九世紀就出現了較廣義的Saga Novel。Saga Novel有時還是以Saga直稱，不過其內容已經受到近代Novel形式的衝擊洗禮，在題材上當然不再局限於中古北歐，在敘事手法上也揚棄了傳奇怪力亂神，逐步走向真實理性，變成一種特定形式的歷史小說。」羅秀菊則引用《歐美文學史》，認為若以內容來說，大河小說最早應可推至古希臘的荷馬史詩，而荷馬史詩的主要來源有神話和英雄傳說，其中英雄傳說是對於遠古的歷史、社會生活和人向自然作鬥爭等事件的回憶，通常以不同的家族為中心而成不同的系統。到了中古世紀歐洲，英雄史詩一則承續古希臘荷馬史詩，一則融入北歐的神話傳奇，並以歷史事件為線索，來歌頌民族英雄；其後，由於不同文類之間的相互滲透，逐漸發展形成以敘事為主的大河小說。
臺灣文壇大老葉石濤以Roman-fleuve為「大河小說」的語源，他說：「凡是夠得上稱為『大河小說』（Roman-fleuve）的長篇小說必須以整個人類的命運為其小說的觀點。要是作者缺乏一己的世界觀和獨特的思想，對於人類的理想主義傾向茫然無動於衷，那麼這種小說就只是一連串故事的連續，充其量也不過是動人心弦的暢銷讀物而已。」這是針對作品的主題思想和作家的素養所下的界說，也就是說，作家必須將其對人類命運思想的觀點傾注於作品之中，方能成就其為大河小說。
首開臺灣大河小說先河的鍾肇政，以「內涵」來界定大河小說，他說：「大體而言，大河小說可分：一、以個人生命史為主，二、以若干世代的家族史為主，三、以一個集團的行動為主等三種類型，內涵則或首重個人精神之發展與時代演變遞嬗的關係，或以集團行動與時代精神之互動為探討之中心。」除了依照小說人物之間的關係，分為個人、家族和集團三類之外，重點在於強調其與時代的互動，當然「時代」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臺灣的「大河小說」〉一文分析該文類的起源和發展，有系統的歸納出大河小說的四項特色：一、濃厚的歷史意味，故事發生的背景往往設定在某個變動劇烈的歷史大時代；二、其敘述是以一位主角或一個家族為中心主軸，利用一人或一家貫串連續的經歷來鋪陳、凸顯過去的社會風貌；三、會以較多的篇幅處理社會背景以及當時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細節；四、敘事綿綿不斷，好像可以和時間一樣永續不斷，一路講下去成就了的不止是長篇小說，更是特大號的超級長篇。他並且指出，就臺灣主流的本土文學論述而言，「大河小說」於文體、文類規定之外的內容標準就是：「『大河小說』要刻畫、建構的歷史敘述，是相對於中國史、外於中國史的臺灣歷史。」整體言，對於「大河小說」的界說，這是較為嚴謹的見解。
總之，以臺灣史為主體的大河小說，頗能反映臺灣自清治、日據、國民政府遷臺以來，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有著一貫的主題，即是「臺灣人對統治者與周遭環境無窮無盡的反抗。」而隨著時代與歷史的推移，以及政治環境的不斷開放，臺灣大河小說未來之發展性是可以預見的；當然，繼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之後，東方白《浪淘沙》的誕生，也算是其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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