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白《浪淘沙》主要以敘述做為情節開展的手段，不過相對的，人物描寫的空間就顯得比較狹窄。再者，於敘事結構方面，有以下幾點值得商榷：
（一）第一部《浪》第七章「頭堆西門城」，新竹地主林雅堂（即丘雅信祖父）捐助義民抗日，險些喪命日軍槍下。三子林之乾由新竹趕往基隆，請託許尚仁透過馬偕醫師向日本總督求助而救回一命。其間情況危急，分秒必爭，林之乾卻在第十節岔題，於鶯歌、三峽之間，半途跑去搶救受傷的婦女鳳英及嬰孩，雖說此舉表現林之乾的仁愛之心，卻讓人覺得有悖常理。
（二）第二部《淘》第一章「查某子賊」第三節，丘雅信的父母林之乾、許秀英婚後生活並不美滿，一因林之乾身體纖弱，二因許秀英的美貌令鄰人讚不絕口，反而讓林之乾心生忌妒，夫妻感情始終沒能培養起來，於是兩人有名無實的婚姻生活就這樣持續了整整一年，但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一晚上，林之乾在溫習了一段聖經之後，突然間對許秀英改變態度，言歸於好，不久，許秀英便懷了丘雅信。為什麼林之乾突然間對許秀英改變態度？書中完全沒有交代，不免予人突兀之感。
（三）第三部《沙》第二章「石落坑集中營」第五節，丘雅信抵達美國，自舊金山搭乘火車橫越美洲大陸至東岸的波士頓找福士特夫人，她在火車上認識了同行的喬治夫婦，喬治夫婦力邀丘雅信參觀紐約「世界博覽會」，結果丘雅信岔開原訂計劃，臨時通知福士特夫人，變更行程，然後一個人跟著去喬治夫婦位於長島的莊園，並且在喬治夫婦陪同下遊覽了紐約。這一節除了讓讀者飽覽紐約風光之外，對於小說情節的推展，毫無意義可言。
（四）第三部《沙》第五章「王八婊子在巴丹」，共136頁，約94,500字，寫的是周明德么弟周明勇臨時跳船留在菲國，加入抗日活動，最後，周明勇死裡逃生，繼續逃往山中。周明勇於第二部《淘》第十七章「團圓」才出場，東方白對其著墨並不多，但到了第三部《沙》，竟然為他開闢專章，重點則在於描述諸多菲國呂宋島戰爭慘狀。不過，在此之後，周明勇這個角色便在《浪淘沙》中消失了，一直到第三部《沙》第十一章「和平之祖」，周明德至北京探視滯留大陸的父母與大弟周明圓時，大夥兒才在談話中，以「行蹤不明」交代了周明勇的結局。雖然這短短幾句話呼應了第三部《沙》第五章「王八婊子在巴丹」，不致讓周明勇無疾而終，但我們懷疑，是否有必要單單為他書寫一章？如果《浪淘沙》刪去周明勇為主要角色的這一章，實則無損於整體敘事結構，且故事情節也將更顯集中。
（五）丘雅信的母親許秀英，與《浪淘沙》眾多小說人物相較，出場的次數甚多，份量亦重，而且在語言運用方面，跟周明德祖父周福生一樣，講話時夾帶台語俗諺的比率最高，令人印象深刻。只是，到了第三部《沙》第九章「家己的翁家己洗」，許秀英亡故，東方白只用了不到三行的篇幅即草草結束，跟前面的表現相互對照，可謂「不成比例」。像周福生的辭世，東方白花了將近四頁的篇幅來交代，顯然較為合情合理，也較為均衡。
（六）整體看，《浪淘沙》三部之中，以第二部《淘》和第三部《沙》為要，就時代背景言，由台灣日據時期丘雅信、江東蘭的童年起，至台灣光復二年後的228事件，是小說情節發展的重點時段，描述都相當細膩。然自第三部《沙》第十章「天下沒有可恨之人」第七節起，作者經常僅用幾句話就交代了許多年的經過。雖然小說中「情節的空白」，有可能避免情節的枝蔓，透過一個敘事不完整的結構，留給讀者補足斷裂的想像空間，進而藉著線索提供的組構聯想，得以趨近一個完整的意義中心，實則《浪淘沙》並非如此，全書於1989年10月脫稿，在此之前以及228事件之後，發生在台灣的許多重大事件，諸如823砲戰、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兩蔣去世、中美斷交，乃至天安門事件等，都未寫入小說之中，而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以及社會變遷也沒能適度反映出來，令人抱憾！或許，這與東方白因病導致寫作中輟，停筆一年半後又重新執筆，故急於早日全部完成，不克逐一細寫有關吧！
（七）《浪淘沙》在敘事上最鮮明的特點，應是插敘故事與引經據典都非常之多，這些必然是令東方白感動的內容，東方白忍不住把它們一一加入小說之中，但因數量過多，難免留下「斧鑿」之痕。其人物在小說中說故事的，至少有數十處，像江東蘭於集中營的主官長谷川大佐，其自述生平的部分，即達二千四百字；又如周明勇在呂宋島逃亡時遇見的台籍日本逃兵李再生，其自述在大陸當兵的故事亦超過一千四百字。至於書中的引經據典，不下五十處，像第二部《淘》第十七章「團圓」，直接引用菲律賓國父雷沙的傳記文字，將近三千字；還照錄雷沙的名詩〈永別〉，共七十行之多；又如第三部《沙》第二章「石落坑集中營」，丘雅信參加溫哥華西點長老教堂禮拜，其間引用的聖詩經文至少占了六頁篇幅。以上僅是犖犖大者，這些故事或引文，其旨當在交代小說人物的來歷，或是突顯、烘托所欲表現的主題結構。唯過猶不及，豈可不慎乎！
由此可見東方白之偏好「鋪陳」，亦即把結構的個別部分不成比例地擴大敘述或描寫，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這些枝節在故事的敘述次序裡有其連繫的功能，依然易使人感到是「另生枝節」，而不必要的枝節，往往使人物的動作情節成為贅疣，破壞了小說的洗鍊。此外，關於這種主要敘述者因敘述策略需要，而退居為聽述者的敘述方式，林鎮山稱之為「包孕」結構（embedded structure）的敘述模式。這樣的鋪陳或敘述、描寫，在長篇小說中固然不可不有，但應通過藝術化的方法來處理，照顧到讀者對小說藝術欣賞的要求，同時也不宜過多。畢竟過度的鋪陳或插敘，對小說整體來說，反而導致敘事結構鬆散，影響藝術結構的完美，變成了負數。林柏燕即對此提出嚴峻、尖銳的批評，認為東方白把「浮面的、教科書上的東西，硬塞給小說人物去吐納」，讓《浪淘沙》的人物，「每個人都拖著一個大書袋在奔跑」，又說東方白喜歡禪，卻犯了禪的大忌──「見取」（看到就要），通通網羅，無所不包，以信仰基督教的丘雅信為例，提示一二祈禱文在所難免，但東方白還幫忙「分發教堂的小冊子」。此非空言，又，趙影深指出，表示某一時代社會的小說，為描述各方面各種人在時代巨輪下的活動，未免在結構上要失去緊湊，的確值得作者深自反思、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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