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十年代文學真實面貌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許多作家隨著政府來到臺灣，這可以說是自由中國文學大放光芒的發軔階段。這麼小的一塊土地，居然聚集了這麼多的作家，這在中國文學史上，乃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由民國三十九年到四十九年 (1950-1960）這段時期，社會生活日趨安定繁榮，作家在較穩定的環境下，努力開拓創作，或述念舊懷鄉之情思，或抒反共愛國之心聲，或記民族之動亂苦難，或寫臺灣文化之複雜面貌，不論在詩歌、散文、小說或戲劇等部門，都有極其可觀可喜的表現，它不但延續了自由中國新文學的發展，也為日後枝繁葉茂、百花齊放的蓬勃局面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然而這些五十年代的作品，目前市面上絕大部分都看不到了，除非是常銷書（如張愛玲《秧歌》）或者很幸運的獲得重新出版（如林海音《冬青樹》），否則愛好文藝的讀者必然無緣見到，就算圖書館也未必蒐集齊全。由此可知文學史寫作，其資料蒐集之困難。
所以，一般年輕讀者，對於五十年代文學大多一無所知，細心的或許知道五十年代文學主張的是積極的「戰鬥文學」，至若詢及五十年代文學的真實面貌，恐怕只有搖頭無言了。好在司徒衛《五十年代文學論評》（臺北：成文，1979年7月新版）多少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他以謹嚴的態度，對五十年代自由中國文壇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詳加考察，一一論評，使年輕讀者得以一窺彼時文壇的絢爛與光采。
（二）褒揚與針砭
司徒衛選了理論三家、詩五家、散文九家、小說二十六家、戲劇一家，共計四十四家的作品予以論評。由這份充實的名單，不難想像當時國內文壇的熱鬧、蓬勃、生氣與活力。
《五十年代文學論評》每篇多在二千字左右，雖不似「作家論」那麼深廣有份量，但司徒衛本著客觀、嚴肅的態度，發表深入的、一針見血的看法，不但挖掘、褒揚作品的長處，介紹作家的特點，同時也提出許多有力的針砭及寶貴的建議，讓讀者得以對整個五十年代文學有更深切的了解與正確的認識。
比如，論評蓉子《青鳥集》，指出蓉子的詩多半是「哲理的」，思想的閃光，照耀得短短的詩篇晶瑩可愛，這正是「小詩」的特色；但也說了，《青鳥集》在簡潔明淨之外，還不免節奏的生硬與內容的晦澀，他批評作者過於注重思想的含蓄，刻意地表現哲理的深奧，使得情愫不能充分而適當地伸展。像談及鍾梅音《冷泉心影》，非常欣賞鍾梅音散文中那一層深厚的人情味，說這人情味在離亂的歲月中，令人感動而又神往，然司徒衛不忘指出，鍾女士的文字由於過分受到舊詩詞影響的牽累，往往顯露出雕琢與刻畫的痕跡，缺少了生命的光輝。
又，關於張愛玲《秧歌》，批評指出，在描寫動作或心理上，作者一筆不苟，成功地塑造了二個人物，並能注意他們的轉變過程，而以匪共的糧倉被搶被焚，完成他們可愛的性格，亦誇讚《秧歌》中，可以見到西洋文學的影響和作者的創作才能，有一種優美的諧和與融合。但論評卻也指出，《秧歌》裏時間性不清，在寫實的意義上，造成了一個可憾的疏忽。
由此可知，司徒衛未囿於個人喜惡，能夠拋棄成見，了解作品的優點，客觀指出作品的瑕疵，褒貶兼而有之，頗多創見。
（三）兼重內容和形式
在優美的論評文字當中，可以看出司徒衛的文學觀。
他認為文藝與時代、人生有著極密切的關聯，文藝乃是時代生活的反映，他說：「關於生活實踐與創作實踐，我們認為這二者對於一個文藝創作者是同等重要，而且同時並進的。」又說：「作家必須生活實踐與創作實踐契合一致，然後才能產生形式內容並美的有價值的作品；才可能由『內在的真』的體會發為『外在的美』。」
上述主張，文學創作離不開時代與人生，要求作家深入體驗生活，而後懷著與時代精神息息相通的心情，描繪時代與人生，所有文藝創作者當奉為圭臬。除了內容的要求，司徒衛也重視形式的完美，他提出：「作品的內容，如何藉助高明的寫作技術以求得最妥貼的形式表現？」這自然也是文藝創作者所不容忽略的問題。
（四）珍貴有用的史料
此外，《五十年代文學論評》附錄〈論書評〉以及〈泛論五十年代的小說〉二文，前者旁徵博引，為有心文學批評者所必讀，後者則說明了五十年代小說的演進、特色、趨勢，是經過細心綜理的珍貴史料，為全書壓卷之作，大有助於進一步認識五十年代小說的精神面貌，實具有重大意義。
若想了解自由中國五十年代文學，此書乃最佳入門；欲立志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則該書也是非常珍貴有用的史料；而有心從事書評者，這更是不可遺漏的典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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