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托爾斯泰文學不朽的碑石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的作品充滿宗教精神及人道主義思想，《戰爭與和平》（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7）和《復活》（1899）這三部長篇小說，咸認是托爾斯泰文學不朽的碑石。其中，《復活》為托爾斯泰晚年代表作，源自一位法官朋友所說的真實故事，托爾斯泰經過考察、閱讀、訪談、分析研究之後，前後花了十年時間，數次改寫才定稿。
《復活》最值得重視的是，透過男女主角聶黑流道夫和馬斯綠娃的遭遇，控訴封建社會的不公不義、貴族官僚的迂腐可恥，以及司法的不可信賴等，充分顯示托爾斯泰對沙皇制度與統治階級的唾棄與絕裂，使他贏得「一個激烈的揭發者、憤怒的抗議者、偉大的批評家」之普遍讚譽。
（二）人性的墮落與復活
小說男主角──貴族出身、浮華悖德的聶黑流道夫，擔任法庭陪審員，審理一件謀財殺人案時，在法庭上見到被指控為「殺人犯」的二十六歲女子馬斯綠娃，她正是聶黑流道夫姑母家的養女兼女傭，跟當年還是大學生的他戀愛、失身，然以彼此身分懸殊，隨即遭入營服役的聶黑流道夫拋棄，並因懷孕而被聶黑流道夫姑母逐出家門，男嬰出生未久即告夭折，馬斯綠娃為了活下去，不幸墮落風塵，成了無照妓女。
如今，聶黑流道夫充滿罪惡感，覺得馬斯綠娃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自己卻完全不必受罰，他內心飽受譴責，十分懺悔，想盡辦法彌補自己過去的錯誤。馬斯綠娃的境遇，淨化了聶黑流道夫的靈魂，當他明白潛意識裡的確對自己的那種懺悔行動，抱著一種自我欣賞的態度，他真正有了精神上的轉變，開始他道德上的復活和個人的新生。於是聶黑流道夫由一個「精神之人」轉變為「獸性之人」，再重回「精神之人」了。
由於馬斯綠娃是被陷害的，聶黑流道夫主動替她申冤，積極四處奔走，此一冤案以證據不足為由提起上訴，卻因統治階級的腐化和司法制度的荒唐，訴願案一一被駁回，馬斯綠娃依然被判有罪，流放西伯利亞四年。這時，聶黑流道夫不顧親友及馬斯綠娃的想法，毅然決然放棄家庭、財產，跟馬斯綠娃一同去西伯利亞，甚至於為了贖罪，聶黑流道夫表示願意跟她結婚，祈求她的寬恕，然而馬斯綠娃明白拒絕了，她不想影響聶黑流道夫的前途，隨即決定嫁給另一個政治犯──西蒙生，因為她感受到，西蒙生真正愛她，不像聶黑流道夫之為了滿足道德感的「贖罪」而娶她。最後，皇上終於赦免馬斯綠娃的苦工刑罰，改為調遣到西伯利亞附近村鎮；聶黑流道夫則坦然接納馬斯綠娃的抉擇，自己也藉由《馬太福音》，領悟到生命的真諦、新生活的啟示，靈魂深處洋溢著真正的快樂。至此，聶黑流道夫和馬斯綠娃可以說都「復活」了。
（三）貴族與貧民的對比
力行實踐人道主義的托爾斯泰到了晚年，貴族地主的階級身分成為他的原罪，是他亟欲擺脫的包袱，面對傳統封建社會的不公不義，他在《懺悔錄》中說：「在我身上發生的轉變，其實我早有準備，這轉變的素質存在於我自身。我發現我們富人和有學問的人這個階層裡的生活，不僅使我厭惡，而且失去了任何意義……效力於創造生活的基層人民，才是我唯一的真正事業……我背棄了我們那個階層的生活，認識到了這不是生活……。」於是他走入農村，深刻體驗農民生活，了解農民的問題與需求，進而寫下了《復活》。
透過《復活》男主角聶黑流道夫的眼睛，托爾斯泰首先描述貴族生活的奢華，諸如住豪宅、穿華服、買珠寶、吃美食、聽《茶花女》歌劇、參加宴會、私生活淫亂……等，令聶黑流道夫感到厭惡。他看見穿著華美的官吏，心裡不免為窮人打抱不平：「他們都有如此潔淨的襯衫和雙手，他們的鞋子怎麼都擦得這樣好看，誰為他們製造這個？不光和囚犯比較，就是比較起農夫們來，他們都是何等的舒適！」接著，聶黑流道夫帶讀者進入農民窮困的生活情境中，他問農民平常都吃些什麼？一位牙齒已經掉一半的老太婆回答：「你問我們的飯食麼？我們的飯食十分的好。第一件是麵包和酸麥酒；第二件呢……也是酸麥酒和麵包。」這些被剝削慣了的農民，可以說一個比一個窮。自農村回到彼得堡，聶黑流道夫向姨母說：「農夫們十分努力工作，但永遠吃不飽，而我們卻在這種十分奢侈的生活裏面生活著，難道這是應當的麼？」再如馬斯綠娃的獄友老婦說：「我年紀已經老了，監獄和求乞這兩件事總是免不了的：不進監獄──便是去當乞丐。」以上莫不凸顯貧困農民和豪奢貴族地主之強烈對比，增強了作品的社會批判力度。
對於貴族地主與貧農的對立，猶如托爾斯泰化身的聶黑流道夫，嚴厲地自我審視，改變生活方式，採取實際行動來贖罪，他放棄私有財產和一切特權，遣返僕人，離開闊綽的家，搬進平民公寓，生活力求簡樸。托爾斯泰可以說將他晚年對社會的探索、人生的醒悟，傾注於聶黑流道夫身上，在掙扎中尋找平衡點，洗滌自己的靈魂。《復活》無疑是俄國貴族意識的徹底懺悔錄。
（四）批判司法不公
《復活》書中大篇幅描述法庭審理的細節，揭露司法的種種弊端。司法人員私生活不檢點，視賄賂為常態，問案馬虎草率，審理品質低落，聶黑流道夫注意到，連屬於高等法院層級的「大理院」，法官們放著顯明的要點不討論，卻糾纏在旁枝末節的問題上，簡直本末倒置、言不及義。再者，有錢有勢有關係者，能夠聘請到能幹厲害的律師辯護，結果可能無罪；而沒錢沒勢拉不上關係的平民百姓，即使沒罪也會遭到判刑，當庭高喊「我沒罪」的馬斯綠娃即為一例。聶黑流道夫在替馬斯綠娃奔走上訴的過程中發現，由於「檢察官的過分熱心和法官的大意失察」，有一百三十人因為誤會而被監禁，冤獄之多之習以為常，不禁讓聶黑流道夫感嘆：「在俄國唯一適合於老實人的地方就是牢獄。」偏偏司法人員個個推卸責任，因為「對檢察官來說──他說是總督的錯誤；對總督來說呢──這又是檢察官的錯。誰也不願認錯。」於是無辜的老百姓只能無語問蒼天了。
托爾斯泰更深入去探討司法的黑暗與不公，多次借聶黑流道夫之口道出：「法庭不但是無用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在監獄中，聶黑流道夫遇到一位痛罵獄官濫拘的怪老人，此人提出獨特的法律見解：「法律嗎？首先『他』把什麼人都搶了，占有世界上的一切，掠奪人類所有的權利，殺死所有反對的人；以後呢，他便造出法律來，禁止別人的搶奪。」托爾斯泰藉此大大諷刺，在號稱「法治」的時代裡，有許多如同書中被逮捕、監禁和流放的人，其實並非破壞正義或是做了不法之事，只因他們妨礙了富人和官吏的利益！這種假「正義」之名而行「不義」之實的「制度」，其中隱藏著最最粗暴的貪婪和殘忍，怎不讓人反思！
（五）皈依宗教尋求救贖
托爾斯泰的作品，道德宗教色彩一向鮮明，晚年作品《復活》這方面的表現尤其強烈。托爾斯泰透過神聖的「復活節」，對上帝提出質疑。小說中，聶黑流道夫為逞情慾，於復活節之夜，姦污了馬斯綠娃，這是人性的墮落。此後，天真的馬斯綠娃還對兩人的美好未來存有幻想，直到聶黑流道夫離開姑母家前夕，給了她一些錢，痛苦的她這才意識到，兩人之間隔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是屬於不同世界的人。馬斯綠娃不禁對「善」和「上帝」產生懷疑。多年後重逢，馬斯綠娃已經完全不信任聶黑流道夫。他明白表示，打算要贖自己的罪，請求她的饒恕。馬斯綠娃卻很可憐的笑了一笑，說：「要贖什麼罪！一切事情都已過去了。」至此，馬斯綠娃似乎否定了上帝。
聶黑流道夫這方面，禱告著懇求上帝：「援助我，訓誨我，請您過來，住在我心裡，替我把污穢的心靈洗淨罷。」後來，聶黑流道夫看見飽受苦難的年輕政治犯克累操夫死於監獄，不禁思考：「他為何要吃這苦？他為何要活著？他現在可明白了不？」這促使聶黑流道夫焦慮地尋找人生的答案，徹夜研讀聖經《馬太福音》，包括第五章和第十八章，特別是第五章「登山訓話」的一段，令他非常感動，覺得所列的五個戒律，如「不殺人不動怒」、「不姦淫」、「不食言」、「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要是有人打你右臉，應該再轉過左臉來給他打」、「不能恨仇敵，要愛護、幫助和伺候他們」等，可以使人類享受到最大的幸福。最後，聶黑流道夫想通了：「要把人類從可怕的惡魔那裡救出來，祇有一個辦法，即是他們時常應該在上帝之前承認自己有罪。」而生命的真諦，就在於徹底實踐上帝的命令。
關於整體性的社會結構問題，托爾斯泰一廂情願地以個人宗教道德的悔悟與實踐去面對，其實社會制度的弊端仍舊存在，並未因此獲得徹底解決。個人的悔罪與實踐宗教精神固然重要，但是跟《復活》中所控訴的不公不義相比，皈依宗教尋求救贖的結尾便顯得軟弱無力！而且這種引經據典的宣言式風格，缺乏抒情性，難以打動人心，感染讀者。
（六）瑕不掩瑜的經典
《復活》拋棄了地主貴族階層的傳統觀點，改以農民的眼光重新審視各種社會現象，廣泛而深入地描繪出一幅幅十九世紀末沙俄社會的真實圖景，諸如受盡折磨的勞動者和養尊處優的貴族；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監禁無辜百姓的牢獄；荒蕪凋敝的農村和豪華奢侈的城市；茫茫無際的西伯利亞和手銬腳鐐的政治犯。托爾斯泰以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揭露當時國家社會的專制、暴虐、不公與虛偽，並予以激烈抨擊。整體而言，《復活》最主要的價值就在於時代的反映和社會的批判。
宗教救贖也是《復活》重要的主題，精神生活陷於苦悶的聶黑流道夫，亟欲藉由宗教，尋求心靈的慰藉。尤其於小說最後一章，大量摘引《馬太福音》經文，幫助他找到人生的答案。唯這樣的文學表現方式，直接、粗糙、簡略，說服力明顯不足。相較於《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過於「大聲疾呼」，太急於「宣揚思想」，儼然是托爾斯泰人生觀、世界觀的總結，卻又充滿批判的激情，流於說教，幾乎看不見細緻清新的感覺描寫，以及生動活潑的人物刻畫，且書中的「是非善惡」過於分明，人性也簡化到只剩下好人和壞人兩種──基層民眾往往是好人，社會階層高的則是壞人，如此不免大大傷害了小說的文學性與藝術性。
托爾斯泰《復活》的社會批判，充分顯示了反映時代社會的文學價值，文化語碼方面（Cultural Code）十分可觀，其宗教救贖亦揭櫫作者高尚可貴的情操，令人佩服。儘管羅曼‧羅蘭於《托爾斯泰傳》提到，《復活》沒有托翁「早年作品底和諧的豐滿」，但瑕不掩瑜，《復活》依然是值得世人重視的小說經典。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