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前輩作家王昶雄﹞
臺灣前輩作家王昶雄（1916-2000）於日治時代末期發表的中篇小說〈奔流〉，由於作品深刻獨到的自然風格及精緻細膩的心理寫實，使其成為臺灣新文學「戰爭期」中屈指可數的傑作之一。直到今天，〈奔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通過歲月的洗禮，益發顯得出類拔萃。〈奔流〉揭露了臺灣被日本殖民時期的一個知識份子，生存於統治者文化之下的苦悶、徬徨和掙扎，呈現了此一臺灣知識份子由嚮往大和文化轉而回歸本土文化的醒悟歷程。但也由於當年的政治氣氛與發表前的憲警檢查制度，迫使王昶雄〈奔流〉對於「皇民政策」的諷刺，採取迂迴、隱晦的寫作方式，卻因此招來「皇民文學」之批評。
由台北縣政府文化局（現為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出版的《王昶雄全集》（許俊雅主編，2002年10月初版），小說卷所收錄的〈奔流〉中譯版本多達六種，相互比對之下，多少可以探知當年文學創作者的辛苦、無奈與悲哀。
〈奔流〉中譯約二萬二千字，原刊於與西川滿《文藝臺灣》站在對立面、張文環主導的《臺灣文學》第三卷第三號（1943年7月），發表後深受重視，收進台北大木書房出版的《臺灣小說集（1）》，日本文學評論家窪川鶴次郎曾撰文予以推介（1944年2月《臺灣公論》），對作者的未來發展有著很強烈的期待，毫無疑問，〈奔流〉乃王昶雄日本語文學書寫的代表作。
此篇小說敘述日治時代的臺灣人伊東春生（本名「朱春生」），留日返台，任中學國文教師，娶日人為妻，過著完全日本化的生活，極力追求日本精神，希望學生能夠摒除殖民地的劣根性，且伊東春生企圖拋棄鄉土的俗臭，即使踐踏親生父母也在所不惜。至於中學五年級生林柏年，是伊東春生的親戚，懂得反省思辯，他熱愛鄉土，絕不捨棄母親，對於伊東春生的思想作為大不以為然而屢屢反抗，跟伊東春生形成強烈對比，維護了臺灣人的尊嚴。此外，小說敘述者「我」是自日返台繼承衣缽的鄉下醫生，起先與伊東春生情投意合，原亦具有皇民意識，憧憬日本內地的一切，後經由徬徨、掙扎，處在伊東春生與林柏年之間，先是做為調解人，終而從現實生活的情境中，洞穿伊東春生「成為徹頭徹尾的日本人」的虛矯，「我」於是自我反省內在的扭曲，以及對鄉土的愛心不夠，進而否定伊東春生的皇民思想與生活方式。
事實上，〈奔流〉以日文發表時，早已跟創作原貌不同。一九八二年王昶雄於〈老兵過河記〉一文道出〈奔流〉原作有些部分慘遭日本憲警擅自增刪的真相。後來，〈奔流〉幾度中譯，版本內容有所不同，根據《臺灣文學》第三卷第三號或大木書房《臺灣小說集（1）》版本翻譯的就有鍾肇政、張良澤、賴錦雀等，至於林鍾隆譯本，經王昶雄校訂，與前述三種版本已有多處差異。最後，王昶雄索性依據《臺灣小說集（1）》版本自己修訂增刪。是以〈奔流〉的日文和中譯版本甚夥，乃臺灣文學史上相當特別的例子。
除了王昶雄於〈老兵過河記〉所言，〈奔流〉原稿中，指責日人「六成加俸」的特惠條例與譏罵日人為「四腳仔」的口頭禪，悉被刪去，此外，經過比對，〈奔流〉文字由王昶雄日後自行刪除者，包括：
一、「我」於新正前往伊東家拜年，看見伊東的日本人妻子與岳母，聯想到真正的日本之美，體驗到令遠大的理想打從心底動盪不安的事情。接著原刊本的以下三行，王昶雄修訂本已刪除之：「我無法安於自己是出生於南方的日本人這個事實。如果不能完全變成真正的日本人的話，就不甘心。我認為，自己並非主動地努力成為內地人，而是在無意識之中，內地人的血將移入自己的血管，不知不覺地靜靜地在我全身流動。」
二、伊東春生父親葬禮後，「我」發覺伊東春生對待親生母之冷淡，以及看見熱血青年林柏年的不滿與氣憤，「我」的內心百味雜陳，對於自己在日本人面前之忌憚承認是「臺灣人」的心理，亦有所反省，諸如：「你真是個卑怯的傢伙。那不是明顯地證明你卑視臺灣嗎？臺灣人絕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愛斯基摩人哦。豈止如此，臺灣人與生於內地的人毫無兩樣呀。引以為傲吧！要有同是日本臣民的驕傲！」文字近一頁，約五百字，後來被作者全數刪除了。
三、「我」接到入日本武道專門學校進修的林柏年來函，信上表示「不必因為出生於南方，而覺得卑屈」，不過後來此信內容刪去二處，即「為了維繫偉大的大和魂，我覺得非默默地用我們的鮮血去描繪不可。這，比什麼都重要的是決心。我們過去所缺少的，就是這決心」，以及「我更必須是個堂堂正正的臺灣人才行」前面的一句「如果我要做一個偉大的日本人」。據王昶雄〈老兵過河記〉指出，前者頌揚「大和魂」等之字句，本就是被無端補入的。
〈奔流〉經過以上刪除，與原作之變動不可謂不大。關於原作之增刪為何？真相難以究明，除非當年送審的原稿重見天日，否則〈奔流〉原刊文依然是批評的唯一基準，作者難以規避。研究者論述臺灣日治時期皇民文學，每將陳火泉的〈道〉與王昶雄的〈奔流〉並列，後來，王昶雄將〈奔流〉裏面所謂不合時宜或容易誤解的文字逕行刪除，顯示其對於此一決戰時期發表的小說有難言之隱，內心也十分介意。其實，殖民統治固然可惡，皇民文學固然可鄙，但可以說全是錯亂時代所逼使出來的產物。再者，綜觀其文，〈奔流〉對於「皇民意識」的確敢於批判，當時能夠讓林柏年那種不肯屈辱的硬漢粉墨登場，已如王昶雄之言，算是「勇冠三軍」了。
特別是〈奔流〉的結尾，「我」走訪伊東春生未遇，從山崗上望見才三十餘歲的伊東已滿頭白髮，「我」仍試圖為伊東的皇民化做善意的理解，然則想痛哭一場的心情卻充塞著胸膛，作者寫道：「我忍無可忍，連呼著狗屁！狗屁！從山岡上面向著山岡下面奔跑而去。然後，像小孩子似地奔跑。跌倒了爬起來再跑，滑倒了也爬起來再跑。撞上了風的稜角，更加猛力地一直奔跑。」這明顯象徵著對伊東春生皇民意識的否定，而像小孩子跌倒又爬起來再跑，似乎代表著無盡的希望。由此觀之，誠如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所言，王昶雄的〈奔流〉或許不能符合「抵抗文學」的定義，但戰後一度被誤為「皇民文學」的〈奔流〉，絕對是「非皇民文學」，在決戰時期是要「槍殺」的，如今則應給予肯定。
王昶雄〈奔流〉的發表過程與版本的更迭，讓處於民主時代、可以全然自由寫作的我們，見證殖民歷史的悲哀之餘，能不有所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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