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十年代文學真實面貌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許多作家隨著政府來到臺灣,這可以說是自由中國文學大放光芒的發軔階段。這麼小的一塊土地,居然聚集了這麼多的作家,這在中國文學史上,乃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由民國三十九年到四十九年 (1950-1960)這段時期,社會生活日趨安定繁榮,作家在較穩定的環境下,努力開拓創作,或述念舊懷鄉之情思,或抒反共愛國之心聲,或記民族之動亂苦難,或寫臺灣文化之複雜面貌,不論在詩歌、散文、小說或戲劇等部門,都有極其可觀可喜的表現,它不但延續了自由中國新文學的發展,也為日後枝繁葉茂、百花齊放的蓬勃局面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然而這些五十年代的作品,目前市面上絕大部分都看不到了,除非是常銷書(如張愛玲《秧歌》)或者很幸運的獲得重新出版(如林海音《冬青樹》),否則愛好文藝的讀者必然無緣見到,就算圖書館也未必蒐集齊全。由此可知文學史寫作,其資料蒐集之困難。

所以,一般年輕讀者,對於五十年代文學大多一無所知,細心的或許知道五十年代文學主張的是積極的「戰鬥文學」,至若詢及五十年代文學的真實面貌,恐怕只有搖頭無言了。好在司徒衛《五十年代文學論評》(臺北:成文,1979年7月新版)多少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他以謹嚴的態度,對五十年代自由中國文壇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詳加考察,一一論評,使年輕讀者得以一窺彼時文壇的絢爛與光采。

(二)褒揚與針砭

司徒衛選了理論三家、詩五家、散文九家、小說二十六家、戲劇一家,共計四十四家的作品予以論評。由這份充實的名單,不難想像當時國內文壇的熱鬧、蓬勃、生氣與活力。

《五十年代文學論評每篇多在二千字左右,雖不似「作家論」那麼深廣有份量,但司徒衛本著客觀、嚴肅的態度,發表深入的、一針見血的看法,不但挖掘、褒揚作品的長處,介紹作家的特點,同時也提出許多有力的針砭及寶貴的建議,讓讀者得以對整個五十年代文學有更深切的了解與正確的認識。

比如,論評蓉子《青鳥集》,指出蓉子的詩多半是「哲理的」,思想的閃光,照耀得短短的詩篇晶瑩可愛,這正是「小詩」的特色;但也說了,《青鳥集》在簡潔明淨之外,還不免節奏的生硬與內容的晦澀,他批評作者過於注重思想的含蓄,刻意地表現哲理的深奧,使得情愫不能充分而適當地伸展。像談及鍾梅音《冷泉心影》,非常欣賞鍾梅音散文中那一層深厚的人情味,說這人情味在離亂的歲月中,令人感動而又神往,然司徒衛不忘指出,鍾女士的文字由於過分受到舊詩詞影響的牽累,往往顯露出雕琢與刻畫的痕跡,缺少了生命的光輝。

又,關於張愛玲《秧歌》,批評指出,在描寫動作或心理上,作者一筆不苟,成功地塑造了二個人物,並能注意他們的轉變過程,而以匪共的糧倉被搶被焚,完成他們可愛的性格,亦誇讚《秧歌》中,可以見到西洋文學的影響和作者的創作才能,有一種優美的諧和與融合。但論評卻也指出,《秧歌》裏時間性不清,在寫實的意義上,造成了一個可憾的疏忽。

由此可知,司徒衛未囿於個人喜惡,能夠拋棄成見,了解作品的優點,客觀指出作品的瑕疵,褒貶兼而有之,頗多創見。

(三)兼重內容和形式

在優美的論評文字當中,可以看出司徒衛的文學觀。

他認為文藝與時代、人生有著極密切的關聯,文藝乃是時代生活的反映,他說:「關於生活實踐與創作實踐,我們認為這二者對於一個文藝創作者是同等重要,而且同時並進的。」又說:「作家必須生活實踐與創作實踐契合一致,然後才能產生形式內容並美的有價值的作品;才可能由『內在的真』的體會發為『外在的美』。」

上述主張,文學創作離不開時代與人生,要求作家深入體驗生活,而後懷著與時代精神息息相通的心情,描繪時代與人生,所有文藝創作者當奉為圭臬。除了內容的要求,司徒衛也重視形式的完美,他提出:「作品的內容,如何藉助高明的寫作技術以求得最妥貼的形式表現?」這自然也是文藝創作者所不容忽略的問題。

(四)珍貴有用的史料

此外,《五十年代文學論評》附錄〈論書評〉以及〈泛論五十年代的小說〉二文,前者旁徵博引,為有心文學批評者所必讀,後者則說明了五十年代小說的演進、特色、趨勢,是經過細心綜理的珍貴史料,為全書壓卷之作,大有助於進一步認識五十年代小說的精神面貌,實具有重大意義。

若想了解自由中國五十年代文學,此書乃最佳入門;欲立志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則該書也是非常珍貴有用的史料;而有心從事書評者,這更是不可遺漏的典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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