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劇照﹞
‧去山城九份，看到三位日本或韓國年輕女生，皮膚白皙，身穿似乎是租來的改良式花布旗袍，四處行走拍照，讓「悲情城市」為之增色不少。
‧自九份回來，重溫《悲情城市》，此片曾獲1989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更是第一部直觸臺灣政治禁忌二二八的作品。電影於山城九份、金瓜石取景拍攝，侯孝賢導演以二戰日本投降、二二八事件為背景，鋪陳當時的社會氛圍以及價值觀，全片如史詩般壯闊，電影語言充滿詩意，觀之歷久而彌新。
‧長途客運開始上山，身體隨著彎彎曲曲的山路而擺動，靠近的兩個身軀相互碰觸，彼此間隱隱約約有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曖昧。起先是不經意的，之後是經意的。於是乎，故事開始了。
‧小說一點也不「小」。小說反映人生，表現時代與社會，好的小說透過藝術性的敘事手法，經過歲月淬煉，跨越時空，依然感動著讀者，除了有精采的故事、生動的人物，最重要的是，蘊涵令人深省的思想以及作家的人生哲學，值得靜下心來，細細去體會與回味。（讀赫曼．赫塞有感）
‧ptt八卦板出現「魏馮石事件」亂象，一發不可收拾。真的有夠八卦！
‧川端康成文學的悲哀感，咸認來自其孤兒的根性。川端2歲喪父，3歲喪母，只好給祖父母撫養，7歲時祖母過世，便與晚年近乎既盲又聾的祖父相依為命。初中畢業時，眼看著病弱的祖父捨他而去。這早年的孤獨、感傷與悲哀，深深在他心中生了根，貫穿他的一生。「悲哀」於是乎構成川端文學的主要特色，殆無疑義。
‧法國結構主義學者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認為，象徵意義的產生，往往來自「區別」或「二元對立」，小說裡的「對立」，會逐漸發展成為龐大的對立模式，籠罩整篇作品，並左右其意義。瑞典女作家西瑪‧拉格洛芙（Selma Lagerlof，1858-1940）童話《尼爾斯的奇遇》（或譯為《騎鵝歷險記》）的主角，由大變小再由小變大，以及從淘氣頑劣變成乖巧善良，前後的對立可以說深具象徵意義，應驗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理，這對小讀者的心靈必然有所啟發，對成年讀者的心靈也具有一定的洗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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