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灣人最多漢奸
日據時代的台灣人民被日本殖民政府視為次等國民，不論在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都備受不平等對待，內心莫不充塞著被壓抑的苦悶。直到民權運動領袖林獻堂等才以籌組「文化協會」的方式，反對殖民統治，爭取政治及社會改革，乃至發展出「農民組合」活動，指導農民保護土地，為土地而奮鬥。然而這種有別於早期零星、整體的武裝抗日，在思想、文化、經濟、法律上的抵抗，仍舊難逃被殖民統治者打壓的命運。李喬的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荒村》即是以此為背景，抖開這一幕澎湃昂揚的抵抗熱潮，可謂驚心動魄，令人震撼。其中除了描寫四腳仔（日本統治者）的凶惡，更表達對三腳仔（漢奸）的厭惡。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為什麼《寒夜三部曲》的英雄人物劉阿漢會說：台灣人最多漢奸！
然而在《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荒村》、第三部《孤燈》，李喬筆下也出現了劉阿漢父子可以視之為「朋友」的日本警官及軍人，相對於向無好感的「三腳仔」，此亦有可供我們進一步探討之處。
（二）諷刺皇民思想中毒之深
二次大戰期間，直到中國全面抗日，日本殖民政府才開始改變對台政策，總督府擔心臺灣人民的立場，乃積極進行急速高壓的「皇民化運動」，強迫台灣人做日本國民，為日本政府效忠，當然總督府也採行某些「配套」措施，以「改日本姓名」為例，像《寒夜三部曲》蕃仔林劉家的二位頭家，就都是改了姓名的「皇民」，門楣上懸掛「國語家庭」的木牌，依法可配給到一些白糖和鹹魚等優待品，這在物質匱乏的時期，一般人為求生存，此似為不得不然的無奈。
不過，長期下來，皇民思想便根深柢固了。比如大湖郡世家望族謝庄長，前三代靠賣樟腦起家，有「御用商人」之稱，其日語好到除了日本仔，沒有任何人能聽得出那是出自本島人之口，他更決定讓養子「時祥」接受完整的日本教育，變成十足的日本人，最重要的是，須送去日本內地讀書，娶一位「日本嬤」，屆時說日語，穿和服，睡的又是東瀛女人，將來再生十個日本仔，那謝庄長便有十個日本孫子了，這是皇民謝庄長一生最大的夢想，怎不可悲！此外，劉家么子明基亡命菲律賓呂宋島時，遇見已瘦得不成人形的少年兵，這些頂多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此時此刻竟仍念念不忘「大日本軍人」如何如何，寧願餓死於山區，或給野獸所吞食，也不甘心向敵人投降，彼等皇民思想中毒之深，簡直匪夷所思！作者李喬「諷刺」之意，極其明顯。
（三）嚴厲批判三腳仔
對於日據時代，幫著統治者來壓迫自己人的三腳仔，李喬深惡痛絕，其批判更是不遺餘力。
《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荒村》，三腳仔的代表人物是巡查鍾益紅和李勝丁，劉阿漢與他們鬥法20年，可說是「宿世冤家」。鍾益紅和李勝丁大言不慚，像他們這種絕對貫徹命令，絕對完成使命的警官，全天下都難找哪！這種三腳仔令劉阿漢痛心疾首，不禁大罵：「台灣人最多漢奸！」 偏偏那些告密、監視、捕捉、拷打台灣人的，都是台灣人自己，怎不令人憤怒、悲哀！李喬透過劉阿漢及林華木於台灣農民組合召開第一回全島大會時，批評這些漢奸走狗：「任他怎麼神氣，三腳仔就是三腳仔，怎麼裝，也不會成四腳仔。」 所以三腳仔最可恨，也最可憐，這應是飽受壓迫的台灣人普遍的心聲。
在第三部《孤燈》中，最典型的三腳仔莫過於徵調海外的劉明基的班長──改名「野澤三郎」的黃火盛，他不要同行的台灣人叫他本名，他作威作福，言行卑劣，只要犯下小小差錯，便難逃其毆打。李喬經由劉明基的冷眼觀察，把扮演著日本人走狗角色的這種「反種」台灣人，毫不客氣地予以批判。劉明基認為，野澤既非日本人也非台灣人，笑他是三隻腳，不是飛禽也不是走獸，根本是雜種！劉明基指出，三腳仔的地位是以台灣人的血淚慢慢堆砌起來的，他也感嘆，漢奸走狗這種事情就是免不了，而且這種羞恥，普遍存在，以往如此，現在亦是，假如台灣人不能覺悟，不能從根本上痛改，將來必然還是這樣。
於菲律賓呂宋島逃亡的末期，被眾人唾棄的野澤，為了求生，不願落單，死纏在劉明基身邊，這時已受傷而變成聾子的野澤，終於承認自己是台灣人，謙恭、求恕，反而把明基當作長官似的，但明基早就把他看透，認為野澤是漢奸本性，雖表演十分後悔的樣子，萬一能活著回到台灣，只要一有機會，為了名利，必又露出漢奸的嘴臉。《寒夜三部曲》對於三腳仔的批判，在台灣現代小說中應是無出其右的。
（四）對比呈現人性複雜面貌
李喬對三腳仔絕無好感，倒是在《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荒村》和第三部《孤燈》裡卻有表現人道精神的日本人，與三腳仔的無情無義形成強烈對比，令人印象深刻，盧翁美珍指出，李喬運用三腳仔加以反襯，另從反面人物對比主角，效果並不遜於用正面人物，因為三腳仔卑劣可鄙的行為所帶來的嘲謔效果，足以把主角的深沉性格及高貴人性完全引出。
例如州警務部的課長片山一郎，在劉阿漢堅決參加「農組支部」而被帶往大湖警察課「關心」時，與片山重逢，三十年前於屯兵營，阿漢曾裝病，逃避當時的警官片山推荐去任巡查補，片山並未因此懷恨在心，如今反而把已經五十七歲的劉阿漢看成「老朋友」，不要阿漢稱他為「大人」，希望以朋友之誼來勸阻劉阿漢。雖然阿漢並未接納，仍決定參加農民組合活動，一心為農民利益而拚鬥，片山依然交代三腳仔鍾益紅，絕不可施以「體刑」，要給阿漢自由決定。結果這是劉阿漢生平第一次「順利」走出警察衙門。這時劉阿漢心想，片山這個日本人真是奇怪的傢伙，如果彼此不是敵對，如果片山不是日本人，更重要的，不是統治者的話，也許兩人真的可以成為朋友。
又如彭家長子人傑的長孫永輝，在呂宋島逃亡時，勞務團的小隊長山田，原本奉命把逃亡的台灣兵都殺死的，但經永輝請求，放大家一條生路，山田以及其他日籍兵也認為，台灣兵已經盡力，如再下毒手，則必天理不容，然在放走彭永輝等人之後，山田、津口、大瀧這些日本兵為了向部隊長交代，竟引爆手榴彈自盡。彭永輝面對這樣難得的、充滿人道精神的日本人，不禁獻上衷心的祝福。
此外劉阿漢的么子劉明基也遇到一位好日本人──隊長增田正一，當局勢惡劣，不可挽回，增田乃取下自己的階級領章，鄭重宣布：「現在起，我不是汝們的隊長了；一起逃或者各自逃，悉聽自己決定。」 增田也體諒所屬，允許丟棄武器以便逃亡，這讓明基感動得想要緊握增田的手，甚至於擁抱一下。明基想，長久以來，增田這個人，實在看不出絲毫一般日本人的氣味，他真是個獨特的日本人，或者說，這才是真正的日本人？明基進一步反省，這是不是太高估了大和民族？如果這才是真正的日本人，那麼是什麼因素形成時下的那種「日本人」呢？
李喬透過這些異國情誼，為讀者留下一個個人性思考的空間。為什麼台灣人最多漢奸？為什麼台灣人一當上甲長、保正或是巡查之類的小職位，就一定要表現得那樣惡形惡狀？是名位使人如此？或者不只是名位的誘惑而已？為什麼有凶暴的日本統治者？又為什麼有充滿人道關懷、令人欽敬的日本人呢？
由此看來，李喬《寒夜三部曲》對於人性的思考是全面的、深入的，他挖掘人性，讓我們看到人性的多面、複雜，《寒夜三部曲》的思想深度的確非同小可。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