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理和 ﹞
（一）文學是假不出來
五○年代，臺灣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是國民政府內戰失利全面撤退來臺的第一個十年，因已無處可退，故凡事莫不繃緊神經，尤其言論之箝制甚嚴，國家機器介入文壇之運作極深，而文學作品「反共主題」當道，於臺灣文學史中，一般被統稱為「反共文學時期」，加以時值戰後初期，語言剛轉換，接受日本教育的臺灣本土作家，既難以運用中文來寫作，即使克服語言問題，更因缺乏反共經驗，投稿乃不斷碰壁，當時的臺灣文壇，可以說幾為大陸籍作家所包辦、壟斷。
由《臺灣文學兩鍾書》之鍾肇政（1925-）與鍾理和（1915-1960）的通信，我們特別能感受到五○年代臺灣本土作家們處境之困窘。鍾肇政於一九五八年致文學知己鍾理和的書簡就提到：「我們寫東西所憑依者僅是這一顆熱的心，並不問是不是愛國……但是現在的風氣卻在要求你這篇也『愛國』那篇也『反攻』，非如此便不足以表示你確係一位愛國者，非如此便不為他們所歡迎，想起來真是肉麻之極。」「報紙擴版後，各種副刊都有了些轉變，『戰鬥文藝』大批出籠，大家都在拚命登著，內容多半拙劣不堪。在這個趨向當中，我們的出路更少了。」又說：「你我縱使寫了長篇，而在目前文壇，又那裡找得到出路呢？兄的《笠山農場》獲得最高榮譽了，至今數載無法與讀者見面，僅此亦可概其餘了。」鍾理和也回應說：「戰鬥文藝滿天飛，我們趕不上時代，但這豈是我們的過失？……文學是假不出來的，我們但求忠於自己，何必計較其他。」
（二）《笠山農場》獲長篇小說獎
戰後臺灣本土作家之中，率先走出寫作之路，在五○年代文壇占有一席之地者，當非擁有「臺灣文學的萬里長城」美譽的鍾肇政莫屬。據應鳳凰分析，鍾肇政「佔位」成功的策略為：參加文藝雜誌徵文比賽、創作與翻譯並行、互通聲息相濡以沫、集體亮相以展示實力等。不過，絕大部分臺灣本土作家的處境依然艱困，其中當以鍾理和的遭遇最具代表性。茲以鍾理和生前最心愛的作品、榮獲一九五六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第二獎（第一獎從缺）的《笠山農場》說明之。
在五○年代，物質匱乏，臺灣還沒有電視，閱讀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聽收音機，成了一般家庭最普遍的休閒娛樂。當時黨政軍結合，全面推展文藝，包括陸續動員成立中國文藝協會、青年寫作協會、婦女寫作協會等文藝團體及設立文藝獎項，其中獎額最高的「文藝獎項」來自國民黨編列一年數十萬新台幣預算所支持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此會於一九五○年設立，原先只是「發給獎金，推薦發表」，後因推薦發表困難，隨即於隔年五月發行《文藝創作》月刊，刊載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歷屆得獎作品，負有實際推動政府文藝政策的任務，直到一九五六年，國民黨停止編列預算支應，「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方停止運作，機關刊物《文藝創作》亦於當年十二月停刊，共發行六十八期。其間由於獎金和稿費頗高，據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主任委員張道藩於《文藝創作》發刊詞提到，該會成立一年來，在其激勵鼓舞下，從事「反共抗俄」文藝創作者超過三千人之多，獲得獎金及稿費的作家亦有四百餘人，其時之盛況與發揮之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前述投稿及得獎者，當然以大陸來臺作家占絕對多數，不過臺籍作家亦有得脫穎而出者，如廖清秀《恩仇血淚記》、李榮春《祖國與同胞》與鍾理和《笠山農場》都得到《文藝創作》月刊與「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主辦的長篇小說獎，殊屬難得；遺憾的是，當時出版不易，結果這三部小說最後都自費出版，尤其咸認藝術水準甚高的《笠山農場》，更等到鍾理和病逝之後才獲得出版機會，與讀者見面，怎不教人感傷！
（三）《笠山農場》命運多舛
《臺灣文學兩鍾書》裡面，對《笠山農場》多舛的命運，交代甚詳。《笠山農場》於一九五五年完成，寫作環境極端惡劣，鍾理和寫信告訴鍾肇政：「我不但沒有工作房──書房，也沒有寫字檯。我寫東西幾乎是打游擊的。紙，一枝鋼筆，一塊六寸寬一尺長的木板，這是我全部的工具；外加一隻籐椅，一堆樹蔭。我就這樣寫了我那些長短篇和《笠山農場》。」一九五六年，《笠山農場》榮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第二獎，獎金新台幣一萬元，張良澤提到，這筆獎金幫助鍾理和償清了債務。只是，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於同年停辦，《文藝創作》亦停刊，《笠山農場》失去發表機會，偏偏鍾理和兩次索回《笠山農場》原稿都遭到拒絕，因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堅稱，原稿屬主辦單位所有。後來，鍾理和採取文友廖清秀提供的辦法，再次寫信給張道藩，述說目前生活上的困難，請求同情賜還原稿，以便另外投稿換取稿費，如果依然要不回原稿，就直截了當去信責備，有何理由扣押未付稿費給別人的東西。如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笠山農場》原稿終於要回來了！可是，另一種痛苦與折磨才正要開始。
熱心的鍾肇政首先幫鍾理和把《笠山農場》原稿寄給《聯合副刊》主編林海音，未久，收到退稿，理由是「故事的發展緩慢，報紙連載起來，恐不易吸引讀者興趣」。《笠山農場》縱使結構不夠嚴謹，故事發展緩慢而不曲折，人物塑造不全然成功，有些文字生硬牽強，形容詞也過多，但鍾理和自認為此書「情思奔放、活潑、自由」，分明是佳構，較諸當代小說傑作，毫不遜色。鍾理和不輕易放棄，足足花了兩個月時間來潤飾、刪改、整理、重謄，寄給香港的亞洲畫報出版社，結果還是遭退，使得他心灰意懶，無心寫作。一九五九年，《笠山農場》又寄給《中央副刊》，未被接納，因為篇幅「太長」。直到鍾理和在世的最後一年，鍾肇政試著幫他把《笠山農場》寄至《民間知識》半月刊，依然因「積稿」過多而碰壁，鍾理和於是不得不將之束諸高閣。他懷疑，同年度得獎的「走紅大作家」彭歌《落月》輸給自己反而不好，他告訴鍾肇政：「我以為應該由他們中的那一個得第二獎，《笠》篇得第三獎，雖然我並不懷疑他們的器量狹小，但假使是這樣，那對於我們每個人都是好的，都要方便得多。」鍾肇政則安慰他：「這雖是不好的消息，但我們不必斤斤於此，它終有一天會見天日的，誰知道我們永遠也不會有能夠由我們自己自由支配的園地。」
後來，直到鍾理和辭世，貧病交迫的他猶未能見到自己最心愛的作品發表及出版，怎不痛心！
（四）《笠山農場》經典化
鍾理和《笠山農場》的命運，可以說是五○年代臺灣作家艱困處境的縮影。不過，好作品終究不會永遠被埋沒。《笠山農場》以臺灣南部一個農場的興衰起落為背景，細膩描寫一對同姓青年男女的真摯愛情，文評家彭瑞金認為，這部小說「著眼於土地與人民，寫得溫馨而富人情，深入現實而不失鄉野生活的情趣」，完整呈現臺灣農村的變遷，是難得一見的農民文學傑作；大河小說家東方白讚譽修改定稿的《笠山農場》：「這是看過的臺灣人作品中最成熟優美的一篇，雖然寫的是一個小地域，但它結實而充實地把所要表達的表達……樸素無華，不在文字上鬥奇爭妍，而在內容裡下工夫，特別景色描寫，臺灣作家無出其右。」但直到七０年代以後，由於《鍾理和全集》的整理出版，「鍾理和」三個字才不斷提升知名度，隨著鄉土文學的興起而逐步經典化，至今已是臺灣文學中耀眼的瑰寶之一。
反觀與鍾理和《笠山農場》同於一九五六年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獎的彭歌《落月》，當年於《自由中國》半月刊首刊，未久由自由中國出版社印行，備受禮遇，反觀《笠山農場》的四處碰壁，二者可謂天差地別。又，《落月》曾於一九七七年由臺北遠景出版社再版，然七○年代以後，提到它的人不多，反而遠不如《笠山農場》受到文壇與學界的重視。由此看來，生前飽嚐苦楚的鍾理和地下有知，如今應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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