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桑の文藝錄　

 ﹝ 台北：天下文化 ﹞

（一）文學人的歷史見證

齊邦媛（1924-）親筆自傳《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2009年7月第一版），六百餘頁，近三十萬字，自家世、幼年、求學一直到教學、研究、行政……，娓娓道來，在一則則精采故事中，見證了一個大時代中傳奇女子的遭遇，內容豐贍，字斟句酌，值得讀者從不同角度一讀再讀。

齊邦媛生於東北遼寧鐵嶺縣，「巨流河」即遼河，是齊邦媛的「母親之河」；不過，它也是齊邦媛之父齊世英當年參加郭松齡將軍倒戈兵敗的傷心地。巨流河之役後，齊家展開近百年的逃亡，從東北逃到重慶、江南，二十三歲那年，齊邦媛來到台灣。如今「巨流河」成了齊邦媛人生的隱喻。王德威說，「《巨流河》最終是一位文學人對歷史的見證」。

此書從家鄉東北的巨流河開端，停筆於南台灣的啞口海，自一九二四年作者誕生起，止於二○○九年此書之出版，齊邦媛把自己過去的生活做一全面回顧。《巨流河》以一九四七年為分界，前半段寫大陸時期，後半段寫台灣經驗，此書可以說也是許多大陸來台「外省人」共同的記憶。作者於第十章「台灣、文學、我們」寫道，一九九五年，抗戰勝利五十年，她赴山東威海參加會議，站在渤海灣畔北望遼東半島，心想，再往北就通往她的故鄉鐵嶺。然而她是以台灣學者身份參加會議，不久就要經香港「回」台灣了，她不禁感慨：「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五十年在台灣，仍是個『外省』人，像那艘永遠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man”）。」果真是「悵惘千秋一灑淚」。昔日飽受戰爭流徙之苦的唐朝詩聖杜甫「目擊成詩，遂下千年之淚」，同樣的，此「千年之淚」於千年之後也化作齊邦媛的淚水。與此同時，她又想到英國小說家福斯特（Foster）《印度之旅》的結尾：「全忘記創傷，『還不是此時，還不是此地』（“not now, not here.”） 。」讀之必然感觸良深。

（二）文學因緣

《巨流河》最值得注意的重點，應是作者數十年來之關懷台灣文學，以及如何孜孜不倦地向國際推介台灣文學。因為台灣文學對作者意義重大，是以書中特闢專章〈台灣、文學、我們〉，使讀者更清楚認知作者多年來對於台灣文學的熱心投入，以及在幕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自稱「終身在漂流中度過」的齊邦媛，「一生就做文學這件事」。她在台大講授文學，出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大幅修訂中學國文教科書，主持中華民國筆會季刊、編選《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英文版，作家黃春明、白先勇、楊牧、林懷民、陳芳明……等，都受到她的提攜照顧，堅定地走上文學這條路。

（三）開闊的文學觀

齊邦媛的文學成就，源自開闊的文學觀。齊邦媛認為「Romantic」具有複雜的內在意義，它所代表的既非唯美，亦非中古以降羅曼史（Romance）中虛構的奇情，它是一種對崇高（sublime）理想永不妥協的追求，強調創造力與情感抒發的浪漫主義其實是對前世紀死守刻板教條的新古典主義之反動，其回歸自然（return to nature）的呼求，強調大自然引導個人心靈對真善美的追尋與沉思。她認同德國作家泰恩（Taine，1828-1893）的主張，亦即「時代、民族、環境是構成文學的三要素」，此三要素決定文學作品之能否傳世。齊邦媛之評論作家作品，自始至終均本乎此，她不著重於藝術技巧的分析，而是挖掘、探討作品的思想內容，這也成為齊邦媛評論作品的重要特色。

關於小說和散文，她說：「好的小說是最有效的語文教材，它有情節和情境，而且有發展和結局，本身就導引讀者看下去、走進去，不知不覺接受了它敘述的語言。大多數好散文，用現代的觀點看，其實都有小說的格局。」雖然她的評論文章是愛護多於指責，肯定多於批判，充滿善意地提攜後進，但她對於一九九○年代以後的作家，感到憂慮，於〈霧漸漸散的時候〉說道：「新一代的作家教育程度高，他們有能力作各種試驗、採取各種策略，我所看到的是無限的希望，已經開始有一些集體的小成就，但也有些思緒高深奧秘，有些文字巧妙、玄虛，往往難懂他們說話的意義；而情節之稀薄無趣，常常像日日上演的電視綜合秀，不知何以至此？」上述之語，有如暮鼓晨鐘，怎不值得深加反省與警惕！

（四）關注台灣文學

對於素所關注的台灣文學，齊邦媛採取包容的態度，唯其如此，台灣文學才可久可大，她說：「台灣文學是什麼？它一直是個有爭論的名字。爭者論者全出於政治目標，有時喧鬧，有時噤聲，全靠當時局勢。他們當時不知道，文學和玫瑰一樣，它的本質不因名字而改變。台灣文學是自然的『發生』（happening），不因名字而改變它的存在。自從有記載以來，凡是在台灣寫的，寫台灣人和事的文學作品，甚至敘述台灣的神話和傳說，都是台灣文學。世代居住台灣之作家寫的當然是台灣文學；中國歷史大斷裂時，漂流來台灣的遺民和移民，思歸鄉愁之作也是台灣文學。」數十年來，她正是懷抱這樣的文學觀，致力台灣文學的推動，所以她讀台灣文學時，看到大陸來台作家如司馬中原、姜貴筆下那「震撼山野的哀痛」，認為此乃超脫所謂「抗戰八股」、「反共八股」、具有獨特風格的文學作品，兼具藝術形式與珍貴內涵，不被時間所淘汰；她獨創「眷村文學」、「老兵文學」、「二度漂泊的文學」等詞彙，成為台灣現代文學史上的特定指稱而被普遍引用。同時也指出，本土作家吳濁流、鍾肇政、葉石濤、鄭清文、李喬、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東方白……的文學作品，對於台灣時代的變遷有深刻的詮釋，一樣能激起千年之淚。

齊邦媛出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大幅修訂中學國文教科書，由此可以看見她推動台灣文學的苦心孤詣。她力爭將台灣文學收入中學課本，讓現代文學普及於下一代。《巨流河》記載了不為人知的內幕，讓人津津樂道。齊邦媛欣賞黃春明短篇小說〈魚〉所創造的意境，深具令人玩味低迴之處，於是大力推薦此篇編入國中國文第三冊。沒想到編審委員會的資深委員甚為反感，積極不懈的齊邦媛透過懇談，逐漸取得編審委員支持，詎料首次投票卻未獲通過。為讓此案復活，齊邦媛特地專程「跑票」，首先去尋求反對最激烈、最資深的編審委員洪為溥，他認為「這篇文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但齊邦媛毫不氣餒，鍥而不捨地表達意見，終於說服了老委員，同意大部分台灣中學生對於〈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悉，且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結果，第二次投票通過了，讓她感動得熱淚盈眶。

（五）將台灣文學推向國際

再者，齊邦媛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英文版，將台灣文學推向國際，乃是齊邦媛文學成就的里程碑。

齊邦媛主編編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緣起兩次訪美期間，她在密西根大學和印第安納大學那樣有規模的圖書館搜尋詢問，都沒有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真正的文學作品。齊邦媛於《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序言指出，當時美國圖書館有的只是中共建國後的樣板文學，這些英譯本都有政治主觀極強的序，將作品時代背景、寫作動機加以扭曲，以達到中共政治宣傳的目的。實際上，當年中國大陸文壇除了抗議文學和備受攻擊的朦朧詩外，可謂寒蟬世界，而台灣的文學創作由於題材和內容形式的多樣性卻有自然的成長，無論是寫實或純藝術性的作品，反映的是政治不掛帥的真實人生。可是，在外國人眼中，台灣有文學嗎？齊邦媛望著圖書館放置中國當代文學的書架，空空蕩蕩，心中暗自想著，也許回台灣後，有機會可以藉著文學評介具體為台灣說些什麼吧！就是這一個長期存在的意念，所以她接受了國立編譯館編纂英譯台灣文學的工作。

返台後，齊邦媛開始大量閱讀中文作品，對台灣文學現象和環境了然在握，並撰寫文學評論，肯定優秀的作家及作品，深受文壇所倚重。接著，她本乎寬容的文學觀念，廣闊的眼光，主編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包括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之間廣義的台灣文學作品，以短篇小說方面為例，選譯了林海音、孟瑤、潘人木、彭歌、朱西寧、段彩華、王尚義、白先勇、王文興、黃春明、歐陽子、施叔青、奚淞、林懷民、李永平等作家作品，參與者以嚴謹的態度，逐字逐句翻譯，但求不違背原意，兼顧譯文的流暢。選集於一九七六年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發行，這是第一部英文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大系，國內外人士評價甚高，許多學校更採用為教本，至今仍為國外研究台灣現代文學的重要參考書，可以說開啟了台灣文學向外推廣的先河。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出版後，台灣文學逐漸受到國際矚目。齊邦媛隨即多次應邀至海外大學講學，為台灣文學發聲。此外，齊邦媛於德國柏林講學的獨特經驗，為她拓展出更寬廣的視野，「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後來，她接任中華民國筆會總編輯，在筆會發行的季刊中繼續英譯台灣文學，應邀參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台灣現代華語文學」英譯計畫，推介吳濁流、李喬、鄭清文、王禎和、朱天文、蕭麗紅、張大春、平路……等作家作品，包括幫助台灣文學在國際文壇找到身份，可謂貢獻良多。

（六）鼓吹設立台灣文學館

齊邦媛對台灣文學之關切，亦表現於「鼓吹設立國家台灣文學館」。一九九八年九歌出版社二十周年慶祝會，她有鑑於國家文學館恐將附設於文建會「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未能獨自設館，她感到不滿與憤怒，乃大聲呼籲，期望政府給台灣文學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絕不能與古蹟、文物、保存技術等混在一起，而且因為在台灣這樣的政治環境，只有文學是超然的，能夠不受政黨、經濟的影響，如果定名為「國家文學館」，無論台灣未來是統是獨，它畢竟有其文學的尊嚴，任何政治人物也沒有膽量推翻一個「國家」。此番慷慨陳詞，引起各方重視，她還在寫給詩人向陽的信上，勾勒心目中的國家台灣文學館：「這個館應該有一個進去就吸引人的明亮的中心，如大教堂的正廳穹蒼圓頂，或現代的展示核心，用種種聲光色電的技術，日新月異地說明文學是什麼？圍繞著它的是台灣文學的成績與現況，世界文學的成績與現況，在後面是收藏、展示。它不是一個死的收藏所，而是一個活的對話！進此門來能有一些啟發、激盪或更多的思索，至少不空心出去。」二○○三年，「國家台灣文學館」在台南兵馬營舊址風風光光地開幕了，好似在國際文壇、國內變局重重的迷霧中行走，不斷地尋求定位的「台灣文學」，終於有了安身立命之處，也了卻齊邦媛的一大宿願。

多年來，她熱情而堅毅地耕耘著文學的土地，至此可以說開花結果了。曾任國家台灣文學館副館長的陳昌明說，放眼台灣現代文學的研究，處處都有齊邦媛不可抹滅的影響。的確此言不虛。

（七）像母親般呵護台灣文學

教學與研究之外，齊邦媛長期從事文學英譯，這是項寂寞的工作，但一個真正對文學有理想的人，就必須耐得住這樣的寂寞。常有人問她：「你好好一個台大教授，為什麼不去寫論文而來做翻譯呢？」齊邦媛答說：「全台灣的人口等於北歐三國的總合，我們人口量與教育程度都高，閱讀的能力與趣味應該一年比一年提升，假如兩千萬人裡有兩萬人願意認真讀書，那就可以養得起一個很好的文學界。」她覺得，自己就像是鄭清文書裡所寫的，是「小國家大文學」的傳播者。

為台灣文壇奉獻，數十年如一日的 齊邦媛 教授自云，生長在二十世紀這樣一個大時代裡，常有一種近乎愚忠的文學使命感。她主張文學要超越政治，不徒然作政治乃至文化「正確路線」的追逐，在文學面前，不分省籍、族群，沒有「他們」、「你們」，只有「我們」。齊邦媛自稱「心靈刻滿彈痕」，白先勇形容她「是台灣文壇的保護天使」，黃春明則說她「像母親般呵護台灣文學」。綜觀之，齊邦媛鼓勵作家不遺餘力，更努力將台灣文學推上國際，譽為台灣文學的知音、重要的推手，誠當之無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