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歷史的悲情――臺灣小說評論集》﹞
一、臺灣人抗議的呼聲
日本時代（1895~1945）的臺灣，「貧困」是小老百姓普遍存在的夢魘，於工商發達、農業現代化的今日觀之，尤其感到沉痛與心酸。日俄戰爭（1904）之後，日本國內大企業集團雖然大發戰爭財，但一般人民的經濟能力反而惡化很多，市場一片不景氣，臺灣也是如此，失業人口不斷增加。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日本加緊在臺灣殖產，其中製糖是日本企業最重要的投資。同時，日本政府和糖業會社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加上臺灣的大、中型地主與之勾結，大量廉價收購土地，迫使農民失去土地依附，淪為廉價勞工，貧困乃日益加深。
面對此一時代困境，臺灣庶民活得艱苦，造成許許多多的悲劇。從日本時期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本土作家對臺灣庶民被剝削、斂榨的現象，經由筆尖忠實呈現出來，一方面同情其處境，一方面向殖民統治者發出抗議的呼聲，這種臺灣庶民的悲哀也成為日本時期小說的一大特色。
二、糖業會社的壓迫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庶民所面臨的生活困境，主要來自糖業會社的壓迫、地主的剝削及無工可做的失業。其中「製糖會社」與警察、婦女同為二○年代日據下的臺灣三大問題。
賴和〈豐作〉敘述，農會與糖業會社鼓勵農民競作甘蔗，蔗農起初以為有利可圖，暗自歡喜，俟甘蔗豐收，糖價下跌，製糖會社立即發表新的採伐規則，百般刁難農民，苛扣重量，甚至在「稱量器」上動手腳，即使警察大人當場證實磅台有誤，卻未進一步處理，替農民掙回公道，農民只能任由剝削，結果蔗農添福企盼已久的獎勵金沒了，替兒子娶媳婦的錢也飛了，恨得自己直跺腳，卻又無可奈何。
楊逵〈模範村〉的農人們種了甘蔗，由於糖業公司要七折八扣，低價收買，農民心有不甘，想盡辦法不種甘蔗，不料糖業公司便勾結地主，共同來壓迫農民。〈送報伕〉中，製糖公司為開辦農場，村民被迫低價賣出土地，楊父則因拒賣土地，被抓到警察分所刑求，放出來後，重傷而死，加上弟妹病逝，楊母乃憂鬱自殺，落得家破人亡。
蔡秋桐〈四兩仔土〉的土哥，其父本為士紳，死後遭官廳私心壓迫，土地被糖業會社強制收買，若不答應就得關進牢裡，可憐的土哥所有土地從此被霸佔，賣三甲地來買五分地，自此由上流降為中流，甚而連中流也無份，完全成了一個落伍者，窮得沒能力養活老婆。在過年前夕，更為了一點點微薄的公家補助，來來回回跑了好幾趟，那種為了生活而汲汲奔忙的卑微，令人鼻酸。
三、本島地主的剝削
農民除遭受糖業會社壓迫之外，往往也要被地主無情的剝削。有鮮明社會主義傾向的楊守愚，對此著墨甚多。（醉〉提及，佃農備受地主榨取、剝奪，田租由清國時的一甲三十石升至一甲五十石。〈移溪〉的佃農阿得，米穀遭大水沖走流失，無法繳租，請求地主減免田租，地主不允，反而限令三天內交穀，否則停止租佃，並且送去坐牢，阿得不得已，忍痛賣掉水牛，種田時再向別人租用。楊逵〈水牛〉的阿玉家亦面臨相同處境，因為繳不出佃租，連水牛也賣掉。佃農失去種田的主要動能，日子當然更難過了。
更慘的是，楊守愚的〈升租〉，地主一味升租，毫不考慮佃農能否承擔？偏偏佃農深怕無地可耕，只好任由地主二舍宰割，抱怨道：「我們農人，是比牛馬還要悲慘哪！」甚至有些農家活不下去，因此掛起「三代嚴制」的燈籠，怎不可悲！
四、面臨失業困境
農民擔心無田可種，一般人則面臨無工可做的失業困境。楊逵〈歸農之日〉受雇於雜貨店的李清亮，因企業整頓，一家人不得不做歸農的打算。而對「失業問題」的挖掘，楊守愚更是不遺餘力，〈過年〉裡失業的阿發，負債累累，窮得無法度過年關，發出「如有事可勤，早就勤而儉了」的苦悶心聲。其中，寫失業的悲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數〈瑞生〉及〈一群失業的人〉二篇力作。
〈瑞生〉裡當外務員的瑞生，因經濟不景氣而失業，久久找不到工作，可是家累又重，只好去築路，結果不堪負荷，不但病倒，把好不容易賺得的工錢一下子全耗掉，還增加了負債。最後，在餅店找到外務的工作，卻因老闆安插前來投靠的親戚而被辭退，於是改為準備一個小擔子，賣些糕餅糖果，偏偏又遭警察取締，被踢翻擔子，落得餓著肚子東跑西竄，吃了麵羹又付不出錢，甚至偷進戲院看戲被逮，頻遭羞辱、譴罵，喪盡人格，真是悲哀！
至於〈一群失業的人〉則是描述幾個不幸失業的浪人，在冷濕的冬日，趕大老遠到霧峰才發現無工可做，個個又餓又凍，去偷挖蕃薯充飢，結果遭到業主追打。他們抱怨道：「這樣的世問，實在比地獄還要痛苦，不死不活，老教人們受凌夷……窮人永遠是倒霉的！碰來碰去，一輩子都是碰著壞運。」加上屋漏偏逢連夜雨，一身狼狽的他們也對上天失去了信心，說：「人家不要我們做工，法律不許我們為了生而拿東西吃，現在，唉！連天公也欺負到我們來了！祂當著我們丟了包袱的當兒，竟故意降下雨來。」這種失業的苦境，怎不教人同情。
五、庶民毫無尊嚴
由於糖業會社的壓迫、地主的剝削以及長期無工可做，日本時代臺灣庶民為了活下去，幾乎備受折磨，毫無尊嚴可言。
楊守愚〈移溪〉的佃農阿得、錦源和楊逵〈水牛〉的阿玉家，都為了交穀賠租，把水牛給賣掉；楊守愚〈凶年不免於死亡〉的佃農林至貧、〈移溪〉的水犀和〈慈母的心〉的梅香家，為了生活，不得已把兒女賣掉；呂赫若〈水車〉的楊添丁，因經濟不景氣，沒生意可做，負債累累，竟令其妻阿梅出賣身子，賺皮肉錢；更慘的是楊守愚〈一個晚上〉穆生的妻子，罹肺癆，沒錢養病，小兒又尚未斷奶，可謂「貧賤夫妻百世哀」的翻版，在一個夜裡，病妻索性上吊自殺，了結這貧苦的一生。
其他日本時期臺灣作家對庶民貧困疾苦的描述，俯拾即是，如賴和〈不幸之賣油炸檜的〉，小孩大清早就得上街賣油條，否則沒飯可吃；賴和另一篇〈可憐她死了〉，贛九兄的妻子不忍家人啼飢叫餓，乃出門乞食。楊守愚〈開學的前一天〉、〈夢〉、〈退學的狂潮〉、〈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啊！稿費？〉等一系列作品，都在刻畫教書匠王先生淪為無產者的苦境。楊逵〈無醫村〉寫窮人生病沒錢吃藥，只能濫用民間藥草，唯有需要診斷書以便申報死亡時才去看醫生；此外，楊逵〈模範村〉有一段關於飢餓的描寫，令人難忘，由於掉到地上沾了許多灰土的粽子是沒法賣的，於是像螞蟻般看守在擔子旁邊，垂涎欲滴的孩子們，出乎意料地飽嚼了一頓。稍晚的吳濁流〈水月〉，在農場會社當雇員的仁吉，其妻為了持家，除每早四時就起來燒飯、照顧孩子，還要養豬、飼雞、餵鴨，然後下田去做工，所以才三十歲的人，臉容卻衰老得像五十歲了。
六、日本時期作家的人文關懷
社會經濟不景氣，加上糖業會社和地主的欺壓、斂榨，臺灣庶民可以說「民不聊生」，人人生活在飢餓邊緣，對於日本時代臺灣所扮演的「農業殖民地」角色來說，無異一大反諷。面對這樣的悲苦處境，臺灣庶民似乎普遍存在著認命的心理，如賴和〈辱！？〉的「我」想：「在這時代，每個人都感覺著一種講不出的悲哀，被壓縮似的苦痛，不明瞭的不平，沒有對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惡；不斷地在希望著這悲涼會消釋，苦痛會解除，不平會平復，怨恨會報復，憎惡會滅亡，但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沒有這樣的力量，只茫然地期待奇蹟的出現。」
雖然他們充滿無力感，事實上，庶民內心潛藏著反抗意識，透過臺灣日本時期作家的人文關懷，一一反映出來，進而對醜惡的現實「強力抗爭」，如楊雲萍〈黃昏的蔗園〉，蔗農文能對製糖會社的欺騙行為提出嚴厲批判：「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難道我們永遠應該做牛做馬嗎？不、不、決不！好，看他們能夠耀武揚威到什麼時候啊！」同情無產階級的楊逵，筆鋒更常帶激情，其〈模範村〉裡，地主之子阮新民獲知佃戶所受的壓迫後，代父道歉，並說：「這不是個人問題，是整個民族的問題。……我們應該協力把日本人趕出去，這樣才能開拓我們的命運！」
我們看到日本時期作家勇於揭露臺灣庶民生活貧困的真相，並賦予同情，犀利反映臺灣人生活的悲苦血淚，讓我們穿越時空，感同身受，對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庶民悲劇，當有更深一層的認知與思考吧！
附註：本文所引各家作品均見前衛出版社《臺灣作家全集•日據時代短篇小說卷》，張恆豪主編，1991年2月1日初版，不另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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