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教堂﹞
一、臺灣小說成績最為可觀
一九二○年代，臺灣新文學發軔，受五四文學革命影響的張我軍強烈主張「白話文學的建設，臺灣語言的改造」，掀起了「新舊文學論爭」，由於時勢所趨莫可阻遏，以連雅堂為首的舊文學陣營終究敗下陣來，臺灣新文學於焉確立。
依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的說法，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可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從一九二三年《臺灣民報》創刊倡設白話文研究會起，至一九三一年台灣社會運動受挫，抗議份子紛紛投入新文學運動的陣地為止，稱為「搖籃期」；第二階段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為止，臺灣新文學欣欣向榮，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稱為「成熟期」；第三階段從一九三七年日本殖民政府全面查禁漢文起，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為止，稱為「戰爭期」。而臺灣新文學的第一篇現代小說是一九二二年「追風」（謝春木）的日文小說〈她往何處去？〉；第一篇白話詩為一九二四年張我軍發表於《臺灣民報》的新詩〈沉寂〉；第一篇散文則是一九二五年賴和發表於《臺灣民報》的〈無題〉。整體言，以創作文類論，從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軔迄今，臺灣文學要數「小說」這一門的成績最為可觀。
二、體諒看待日據末期之作家作品
日據時代，日本非但在心態上把臺灣人看成次等皇民，且為徹底掌控臺灣，乃實施高壓極權統治，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各方面，都給臺灣人的身心帶來極大的痛苦。作家們如賴和、楊守愚、呂赫若、楊逵、蔡秋桐、張文環、楊雲萍、王詩琅、龍瑛宗……等，秉持「文學忠於人生」的理念與勇氣，高揭寫實主義的大旗，或用中文或用日文寫作，反映了被壓迫、被欺凌的弱小民族的悲情，充分流露出反帝、反封建的臺灣人心聲。彭瑞金將這些小說所觸及的社會議題歸類為：反映民間生活的貧苦、探討女性的命運與覺醒、譴責巡查的欺壓、揭發地主或土豪劣紳的醜行、批判迷信之類的民族劣根性、解構殖民統治等六種，足見當時臺灣文學深具社會運動的啟蒙色彩。
到了中日全面宣戰，日本「皇民化運動」雷厲風行，此時，中文寫作也被禁止，甚至於戰爭末期，許多作家被動員到農場、工廠、礦區等生產機構去「體驗」生活，奉命撰寫替日本殖民政府「宣傳」的文學作品，連保持緘默的自由都被剝奪盡淨，加上在帝國主義高壓統治之下，文章發表都要受到日本當局的嚴格檢查，對創作者來說是極為不利的。是以誠如鍾肇政在《臺灣作家全集》總序所言，即令是皇民文學，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記錄了一個時代部分臺灣人身上的斑斑創痕，同樣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我們應當設身處地，以較為體諒的角度來看待日據末期作家們的作品。
三、臺灣本土作家處境困窘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點燃了臺灣的新希望，臺灣新文學也隨著戰爭終止而從皇民文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一時之間呈現重建的繁榮景象。詎料，不久國民政府下令禁止學校使用日文，隨即報紙也廢除「日文文藝欄」，日文作家成了新時代的文盲，許多日據時代意氣非凡的前輩作家一時無法克服語言的障礙，作品因而銳減，甚至完全從文壇退了下來。加上「祖國派」得勢，以及爆發二二八事件，文人、文化人首當其衝，成了受害者，臺灣文學界遭受空前重挫，人才的大量流失，造成臺灣文學的嚴重斷層。
國民政府遷臺後，臺灣從此進入長期戒嚴，面對白色恐怖，臺灣人喪失言論、著作自由，在這肅殺氣氛之中，本土作家們莫不噤若寒蟬。此時大陸來臺的右翼文人壟斷所有文化資源，愛國反共文藝當道，作品皆以主題掛帥。臺灣作家便在以政權的意志和力量全面強悍、箝制文藝的時代下，備極艱辛地尋求一線生機。由鍾肇政發起、參與《文友通訊》的臺灣本土作家們，諸如鍾理和、廖清秀、李榮春、文心……等人，在所謂「自由中國文壇」上，皆不被重視，苦無發表的園地，他們充滿泥土味作品因主題未符合「時代需求」而處處碰壁，每以「退稿專家」自嘲。鍾肇政於一九五八年致鍾理和書簡就提到：「報紙擴版後，各種副刊都有了些轉變，『戰鬥文藝』大批出籠，大家都在拚命登著，內容多半拙劣不堪。在這個趨向當中，我們的出路更少了。」鍾理和也回應說：「戰鬥文藝滿天飛，我們趕不上時代，但這豈是我們的過失？……文學是假不出來的，我們但求忠於自己，何必計較其他。」就這樣，鍾理和除在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副刊」稍能發表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說外，其於一九五六年獲中華文藝獎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竟終其一生未克公開發表，遑論出版問世，豈不悲情心酸！臺灣本土作家處境之困窘由此可見一斑。
四、臺灣本土文學香火不斷
其後，存在主義、現代主義繼戰鬥文藝而大為流行，儘管創作環境仍十分不利於臺灣本土文學的發展，但除《文友通訊》這些作家外，像吳濁流、葉石濤、陳千武……等人，不約而同地「拒絕抬頭看政策，只低頭看土地」（彭瑞金語），不畏打壓，默默耕耘屬於自己的土地文學，並且獲致初步的進展。此時，在提供臺灣文學作品發表園地方面，《臺灣文藝》與《自立晚報》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喜的是，鍾肇政策劃主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臺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奠立了臺灣作家的文學地位。而《鍾理和全集》、《吳濁流作品集》、《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日據下臺灣新文學集》、《王詩琅全集》也陸續整理出土，使臺灣文學有了較為清晰的面貌，不再只是在一般文學全集中聊備一格罷了。此外，李喬、鄭清文、鍾鐵民、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楊青矗、洪醒夫……等，相繼崛起，其作品紮根於土地，在在確立了臺灣文學本土化的基礎。
至一九七八年，臺灣文藝界發生震撼的「鄉土文學論戰」，論戰的主題所涉及的範圍很廣，許許多多文學工作者熱烈爭論著文學的主張，一時令人眼花撩亂。但仔細分析，其根本主張則在於要求作家們重返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傳統，以寫實主義的藝術性創作方法，適當地反映和記錄現實生活。此後，作家創作時就更能注視、關懷腳下這一片土地了。而鍾肇政應邀主編民眾日報副刊，標舉臺灣本土文學的大纛，積極提拔新秀，造成可觀的影響。像林雙不、宋澤萊、履彊、吳錦發、詹明儒……等人，繼起承續臺灣本土文學的香火，深受矚目與期待。
五、發展富於自主性的臺灣文學
一九八七年七月，臺灣解除戒嚴令，一向不受重視的臺灣文學，方才蓬勃發展起來，我們看到《臺灣作家全集》重新整理出版，各縣市文化中心有系統地規劃出版地方文藝作家作品集，而臺灣文學之研究也不再瑟縮於學院的角落。同時「二二八」不再是禁忌，文學耆宿葉石濤回頭去寫他的白色恐怖經驗－－《紅鞋子》；鍾肇政、李喬以臺灣歷史為背景的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原都以二二八為界限，此時終於無所顧忌，徹底解放，他們分別寫下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時代背景的《怒濤》和《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前輩作家廖清秀亦寫出《反骨》一類二二八經驗的作品，總算彌補了先前創作的缺憾。更值得一提的是，東方白一百三十萬字以上、耗時十年完成的大河小說《浪淘沙》，以大愛的襟懷，適時適地寫了「二二八」時期的動人故事。至此，臺灣文學的歷史悲情可告一段落矣。臺灣文學已經撥雲見日，恰似南宋楊萬里詩云：「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此時此刻，當揮別過往，抬頭挺胸，不卑不亢地迎向前去。
「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走出政治壓力的陰霾，臺灣文學不再悲情，誠如葉石濤所主張的，應整合傳統的、本土的、外來的各種文化價值，發展富於自主性的臺灣文學，而且它是包容的、寬闊的、發展的。唯其如此，我們才看得見臺灣文學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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