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新大河小說邱家洪《台灣大風雲》（台北：前衛，二○○六年七月初版），故事自台灣日據時代的一九四三年二次大戰末期開始，直到政黨輪替後的二○○一年為止，歷時近一甲子，主要寫的是溪北地區林金地、鄭明智、蘇漢標三個政治世家的恩怨情仇。其間，台灣歷經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政府的統治，再到政黨輪替，《台灣大風雲》之敘事，無疑為台灣民主政治的縮影。在改朝換代的亂世，社會上總出現一些自私自利、趨炎附勢的投機份子，作者邱家洪於塑造代表正義公理的「蠻牛」林金地之餘，對於這些寡廉鮮恥之徒亦多所著墨，予以嚴厲的批判，形成人物塑造的強烈對比。綜觀《台灣大風雲》眾多投機份子之中，當以蘇漢標、黃木連和張木枝三人為代表。
（一）蘇漢標
蘇漢標是日據時代公醫，極端的現實功利，他提醒同樣學醫的兒子蘇俊昌：「人，要少管閒事、少說閒話，多保護自己，要這樣才使自己能夠壯大，成為將來社會的頂尖人物。」（第四冊第一六○頁）由此可知，蘇漢標毫無道德可言。《台灣大風雲》裏面，蘇漢標之投機勢利以及隨時見風轉舵的作為，令人瞠目結舌。
日據時代，蘇漢標赴日本留學，說日語，過日本新年，瞧不起台灣人，積極響應皇民化運動，把自己得的家變成所謂「國語家庭」的樣板，全家人都改為日本姓名，他名為「福田隆恆」，不喜歡別人稱呼他的本姓本名；他認為要飛黃騰達，唯有緊攀日本人，他想著，自己若生為日本人，那該多好？還自怨自歎：「我已經棄祖背宗，將蘇漢標改為福田隆恆，受日本高等教育，不講台灣話，可恨的台灣人依然叫我蘇公醫，咄咄逼人嘛，這是什麼世界？好，待我將女兒嫁給日本人，兒子娶日本姑娘，我便可做日本人的阿公啦！」（第一冊第一一八頁）他希望女兒惠子嫁給郡役所助理高橋沂南之子高橋英一，好跟日本人搭上關係，偏偏兩個當事人彼此並不來電，教他徒呼負負。後來兒女蘇俊昌陰錯陽差娶日本女子加藤貞子為妻，讓他為自己終於跟日本攀上關係而高興不已。未料日本無條件投降了，蘇漢標雖然傷心欲絕，卻毫不遲疑，馬上斷絕跟日本的一切關係，將「國語家庭」的招牌卸下來，丟在地上踐踏，令家人把日本姓名全都改回來，隨即積極設法拉攏當權者，心想：「如今換了政府，等於換了老闆，他也已經變成蘇漢標，不再是福田了，必須重新開始，建立新關係，拉攏新權貴。」（第三冊第一三○頁）並且告訴已娶日本媳婦的兒子蘇俊昌：「想想看，你若非娶了貞子，還保留著活會的地位，當然是最具黃金性、最有魅力的單身漢，自可娶一門唐山姑娘的媳婦。如此一來，我們蘇家身價百倍。」（第三冊第三九四頁）當然，蘇俊昌已經跟貞子結婚，以上說了也是白說，卻充滿諷刺的意味。
二二八事件期間，蘇漢標足不出戶、不敢發聲，並令兒子不要在外參加活動，回來家裏避風頭。未過多久，蘇漢標就替自己和兒子申請加入了執政黨，其投機心態一覽無遺。果然，靠攏執政黨後，跟當權者搭上線，使他當選省參議員以及兩屆縣長。當他收到女兒福田惠子（即「蘇幸慧」）由專人送來的密函，報告自己至日本後，結了婚，主持「東亞家政學院」，成立「台灣研究所」，因收容二二八事件後逃至日本避難的台灣菁英，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台。蘇漢標讀完信，大為震驚，即使貴為一縣之長，亦擔心被女兒連累，竟連忙將信燒燬，片面跟女兒斷絕關係。其滿腦現實利益而罔顧親情的作法，令人搖頭嘆息。蘇漢標下台後，所屬的紅派在縣長選舉方面一再敗北，後來他索性推薦兒子蘇俊昌出馬競選，卻又敗給死對頭林金地女兒林秀荷，因選舉欠下鉅額債務，財產為小妾銀杏霸占，漢標氣得一病不起。作者特別藉由化緣和尚留下的白色字條，總結蘇漢標的這一生：「身入土∕草木枯∕寒風奏輓歌∕錢無根∕厝無翅∕寵妾伴人眠……不甘心∕不願去∕此路幾人回∕名利空∕枉操勞∕嘆悔不當初」。（第五冊第四○七至四○八頁）蘇漢標一生投機、鑽營，汲汲於名利，終究只是一場空，怎不發人深省！
（二）黃木連
《台灣大風雲》的投機份子除了蘇漢標，作者批判最力的是黃木連，他因為罹患重砂眼，是以綽號「紅目鰱」。他開雜貨店，也暗中經營賭場，誘引保正李水土次子李清溪迷上賭博，欠下鉅額賭債，欲藉機奪其祖產，主角林金地不齒黃木連的所作所為，認為他魚肉鄉民、作惡多端，應該抓去坐牢。日據時代，治安嚴謹，黃木連被警察列入黑名單，加以看管，所以無機可乘。
他認為警察抄他賭場是故意找他麻煩，當日本一投降，政府衙門為之癱瘓，黃木連乘虛而起，帶著賭場的流氓四處尋仇，把以前取締賭場的日本高吉巡查痛毆一頓，以報復日人之名，行搶劫之實，鄉民怕遭報復，敢怒不敢言，直到林金地等出面組青年隊加以反制，黃木連這才消聲匿跡。但他還是自信滿滿地口沫橫飛：「沒權免談，做官包贏。因為官場和賭場相同，先用騙的，騙不來就詐，詐不成便搶，搶不到則威迫利誘、軟硬兼施，不得手決不放手，為目的不擇手段。」（第三冊第二一三頁）所以他千方百計想要做官，也由於世局正值紛亂，使他果然當上了鄉長。首先，他和蘇漢標狼狽為奸，共組「歡迎祖國委員會」，同赴基隆港迎接國軍。接著跟蘇漢標一樣投機，刻意跟返台的接收大員施望台拉上關係，惡意中傷林金地，造成施望台兄弟誤會林金地。同時他甘被新任官派縣長施望台利用，取鄭明智而代之，成為溪北鄉長。身為鄉長卻照常經營賭場牟利，還教唆部下放火燒林金地的鴨母寮，不時去擾亂、破壞。
二二八事件期間，他利用台灣人與外省人水火不容之時，又派人毆打常去取締賭場的外省籍分駐所長。後來，施縣長下台，黃木連的鄉長一職才被撤換。不過，他反而擴張賭場，把一些大小流氓、黑道份子找來，成為地方上的惡霸，賭場生意比以前更加興隆。白色恐怖時期，與蘇漢標勾結，檢舉為枉死者舉辦公祭的林金地聚眾謀反，幸憲兵隊長知其捏造事實，不予受理，反而對其嚴加看管。後來，蘇漢標出馬競選縣長，黃木連成為樁腳，幫忙買票，胡作非為。
第四屆縣長選舉，蘇漢標負責操盤，黃木連又替金牛候選人買票，不料選舉結果敗給「斗笠派」的林金地，黃木連乃率手下出面，以暴力方式向收賄者討回賄款，並從中抽成，未料於衝突中當場斃命，有人說是被對方用鋤頭擊碎腦袋而亡，也有人猜測可能被自己的嘍囉誤傷致死。無論如何，黃木連結束可悲可嘆的一生，卻也死有餘辜。
（三）張木枝
以日據時代為背景的作品中，當殖民統治者幫凶的「三腳仔」（「四腳狗」指日本人）往往是作者批判的對象，《台灣大風雲》亦然，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巡查補張木枝。
張木枝原先在藝旦間鬼混，其父向當時的溪北庄長施瑞鱗請託，得以謀得巡查補一職，立即改名「上野木枝」，並且因此神氣起來，他跟蘇漢標一樣討厭別人教他的台灣本名，一向痛恨日本殖民政府，拒説日語、拒改日本姓名的林金地遇見上野巡查補仗勢欺人，火冒三丈，直呼上野的台灣本名，氣得上野提出警告：「林金地，你知道我已經改姓名，居然還叫我的土名，犯了皇民奉公會的相關規定，我連你一起逮捕。」（第一冊第十八頁）上野巡查補認為執行「天皇陛下」賦與的職權是他「神聖」的責任，於是查戶口、逼迫庄民交「料金」懸掛「締繩」過日本年、取締黑市私宰、簽報「疏開」場地、追查抗日份子……等，莫不戮力以赴，但在庄民看來，其言其行則無異於作威作福，作者如此描寫上野：「尖頭凸眼，滿面邪氣，笑得呲牙裂嘴，好像陰間地府的厲鬼惡煞，叫李水土心坎起疙瘩，不寒而慄。」（第一冊第十四頁）
因為日本人招募台灣人當警察，目的在利用他們的地方關係，蒐集各種情報，包括人和事，甚至風俗民情，充當日本人的耳目、爪牙，這是「以台制台」的政策，也是毒招，很多人無辜受害，枉死者不知凡幾，林金地最是瞧不起，罵上野巡查補是「奴才嘴臉」。（第一冊第一九六頁）上野巡查補認定李水土喪事過於舖張，出面干涉，林金地的長工陳樹根看不過去，以言語頂撞，立即挨了兩記耳光，陳樹根便反問道：「你改姓名、講日語，就能變成日本人？」（第一冊第五二五頁）相對的，上野巡查補對日本上司則百般巴結討好，要求林金地和施瑞鱗參加州知事山道寺尊夫人的告別式，以充場面，未料因施瑞鱗因州知事占用其家產，本就有心結，見到州知事山道，施瑞鱗當面嚴厲指責：「少橫徵暴斂，甘為軍方的幫凶，遺臭萬年！」（第一冊第五六六頁）兩人因此爆發肢體衝突，山道寺尊事後追究安全維護疏失之責，得知林金地和施瑞鱗係上野巡查補找來「弔唁」的，於是上野巡查補弄巧成拙，反遭撤職查辦，丟了官，真是一大諷刺！
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來台，張木枝馬上走接收大員的後門，重作馮婦，還因日本籍巡查暫時留用待遣，張木枝反而佔到便宜，被警察局指定為代理主管，他那種欺善怕惡的劣根性又暴露無遺，向新任鄉長黃木連自動輸誠，成為黃木連的另一股勢力。未久，張木枝表面上是依據「專賣局組織規程」取締私菸私酒，實則公然向產製私菸的張義鐘索賄，還抱怨自己的官小，撈得不夠多，竟有如下之嘆：「做日本警察爽勢，大家稱大人，要多威風便有多威風，呼水會結凍。但被管得嚴，不得不自我警惕，想揩一點油都觀前顧後，深怕掉入糞坑，一生洗不清淨，也不敢伸腳出手，自己管死自己，看有吃無過乾癮。」（第三冊第二八九頁）又説：「大狗跳牆，小狗學樣，上不正則下歪。如今撈接收財發胖的官滿滿是，貪風陣陣吹，越吹越大越廣，警察也被吹倒了，這叫風氣。可是警察算啥？芝麻蒜皮，正如阿明所講的，要的不過是一粒鼻孔屎，小巫見大巫，不及人家一根腳毛。」（第三冊第二八九頁）怎不教人啼笑皆非！像張木枝這般狐假虎威、欺壓百姓的台灣人，即使改朝換代，依然有其生存之道，怎不令人喟然長嘆。
由於無可奈何的歷史因素，台灣歷經不同的政權統治，正當台灣人面對身分∕文化認同的疑難、矛盾、掙扎和追尋時，蘇漢標、黃木連和張木枝之類的投機份子，眼中只有自己沒有別人，遑論社會、國家，可以說完全失去或沒有反省能力，適足以反映出某些台灣人可悲可嘆的陰暗面，當然邱家洪也透過《台灣大風雲》，秉春秋之筆，對這些投機份子毫不容情地予以嚴厲批判，可謂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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