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桑の文藝錄　

﹝《浪淘沙》電視連續劇主要演員葉歡與施易男向東方白獻花﹞

提要

東方白《浪淘沙》主要人物結構建立於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的「福佬∕客家人∕福州人」三角對應關係上，三位主角都具有人道精神和宗教情懷的共同特色，而作者透過種種情節的巧妙安排，讓這三個主要角色由於台灣複雜的歷史因素，受到不同的政權統治，無可避免地陷入「身分認同」的歷史矛盾與掙扎，進而凸顯其象徵意義。《浪淘沙》的主要人物，可說是東方白體現台灣作家長期以來本土意識和抵抗精神之強有力的藝術符號。

關鍵詞：東方白、《浪淘沙》、人物結構、身分認同

壹、前言

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全套三冊，台北：前衛、美國：台灣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本論文引文採用2005年5月修訂新排版之版本﹞外部時間從1895年日軍登陸北台灣「澳底」，寫到二十世紀八○年代，空間則跨越台灣、日本、中國大陸、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美國、加拿大，全書三巨冊，約137萬字，是名副其實的小說巨構，也是李喬所謂「借重歷史素材的可能性和可信性，重點放在『虛構』的經營上；主題偏於歷史事件的個人解釋，或表達個人的觀念」的「歷史素材小說」， 有意把歷史的大架構釋放於無形，然其人物結構，突出了歷史所造成「身分認同」的矛盾與掙扎之主題意涵，在在令人深思。《浪淘沙》的主要人物結構，建立於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的「福佬∕客家人∕福州人」三角對應關係上，這三個主要角色各具台灣在地族群代表性， 人物之結構化十分明顯，而經由表層的人物結構，當可揭示《浪淘沙》關於身分認同的內在象徵意義。

《浪淘沙》在情節安排上特別注意其完整性，常常是抓住一個主人翁，使故事以此主人翁為中心順序逐步展開，線索主次分明，情節有頭有尾，使小說敘事結構序列完整，成為一個充滿生命的有機體，發揮感人的力量。《浪淘沙》主要是敘述福佬丘雅信、客家人江東蘭、福州人周明德等三個家族的故事，背景是如巨浪奔騰滔天的大時代，看似三者各自獨立，互不相干，實則東方白思維清晰，運用以下線索，巧妙地將以上三個小說主人翁牽連在一起，結合成一個脈絡分明的系統，使整部小說的敘事結構變得豐富、集中、緊密、嚴謹而完整，產生引人入勝的戲劇力量。

（一）首先，丘雅信「淡水女學」畢業後至日本學醫，於船上初遇同樣赴日留學的江東蘭，又在園遊會與江東蘭重逢，結識江東蘭早稻田大學同學林仲秋、彭英；學成返台，派往台中屯仔腳醫療所服務，結識尤牧師及其雙胞胎女兒妙妙、娟娟；後經詹渭水醫師作媒，與彭英結婚，江東蘭夫婦、尤牧師夫婦、淡水女學校長金姑娘皆出席婚禮。

（二）其次，周明德入新竹中學，其英文老師以及班導即江東蘭；周明德自菲律賓回到台灣，經江東蘭、丘雅信牽線，與前述之尤妙妙結婚。

（三）再者，周明德與江東蘭妻兄陳新曾為開南中學同事，跟江東蘭一直保持聯繫，當江東蘭赴美在職進修，途經溫哥華，乃由周明德負責接待，並安排拜訪丘雅信以及金姑娘。江東蘭、周明德、丘雅信、金姑娘於多年後重逢，相約第二年中秋一起返鄉過節，這可以說是人生「平衡－不平衡－平衡」週期的寫照。 這樣的結尾，可謂不落俗套、餘味無窮。

藉由丘雅信與江東蘭、江東蘭與周明德的交會，以及三個家族之互相交錯，情節生動而曲折，形成《浪淘沙》的整體敘事結構，其構思不可謂不精巧縝密，足見東方白對於小說敘事結構經營之匠心獨運。

貳、《浪淘沙》主要人物結構分析

一、福佬丘雅信

人物是小說的生命，人物塑造成功的話，即使讀者對故事情節已經記憶不清，但書中那些以鮮明色彩與獨特個性打動、感染讀者的小說人物，卻依然活躍在我們的腦海中。是以趙滋蕃說：「如何寫『活』人物，原是小說家筆下見高低的關鍵。」 馬振方亦云：「看一部小說成功與否，首先是看人物寫得怎麼樣。而人物形象的成功與否，主要是看兩個方面：其一，是否逼真，活生生；其二，是否富于意蘊，即典型性。」 《浪淘沙》主要人物，莫不令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丘雅信是台灣第一個留日女醫生， 一生充滿傳奇性，也是日據時代台灣女性的奇葩，東方白對其著墨較江東蘭、周明德為多，角色塑造出色、成功，顯得有骨有肉，栩栩如生，人物結構十分完整。

（一）歷史因素造成坎坷命運

丘雅信出生於台灣割讓日本之後五年，在台北萬華長大，她擁有不少的「台灣第一」，包括：淡水女學第一屆畢業、第一個到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深造、學成返台第一個開設婦產醫院、第一個創立助產學校。丈夫彭英也留日，早稻田大學法律系畢業，跟江東蘭同校，和丘雅信結婚後，因反日而逃到中國大陸，自此未再返台，丘雅信於是遭「特高」監視，醫院和助產學校都面臨關閉，只好先安排兒女至日本，自己則好不容易才來到美國、加拿大進修醫學。不幸珍珠港事變爆發，使她回不了台灣，還被當成日本人，飽受種族歧視之苦。「離鄉∕返鄉」的故事情節，成了小說的主線。俟二次大戰結束，溫哥華的中國領事認為她身分特殊，仍不能算是中國人，拒發護照給她。直至丘雅信覓得保證人，方輾轉由美國返抵台灣，然此時丈夫彭英已病逝中國大陸。豈料未久遇上228事件，她因曾去「文化協會」演講，在當時肅殺的政治氛圍下，恐有安全顧慮，怕被國民政府騷擾，就接受了友人關馬西牧師的建議，形式上嫁給溫哥華牧師吉卜生，改入外籍，但後來還是因為英國與中共建交，慘遭國民政府當局驅逐出境，只好赴加拿大投靠吉卜生，弄假成真，終其一生。

無疑的，丘雅信一生的遭遇，正是「台灣」殖民地歷史的象徵，同時凸顯了日據時期台灣女性知識分子掙脫時代枷鎖的不凡勇氣，不輕易向命運屈服，乃是女性主義的十足代表性人物，毋怪乎鍾肇政讚嘆：「這位矮小瘦弱的女醫生在高大的洋人之間那麼正氣凜然，那麼傲岸不屈，表現出台灣查某的（也正是所有台灣人的）高潔與尊嚴，令人擊節，也令人讚嘆。」

（二）充滿仁愛襟懷

東方白刻劃丘雅信行醫濟世的慈愛天性以及對生命的關懷與尊重，最是不遺餘力。丘雅信在東京「聖瑪格麗特女學」唸大學預科時，女學校長德姑娘說，人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帶她們實地去看東京貧民窟，請她們觀賞法國雨果著名小說《悲慘世界》改編的電影；讀大學時，丘雅信體認到：「人道」是全然的關心，是沒有分別的愛。 此後，無論她在台灣或者其他地方，不管是台灣人、大陸人、日本人、美國人、加拿大人……，都是她虔誠奉獻的對象。丘雅信開設「清信醫院」，生產的收費端視病人的家庭經濟狀況而定，赤貧者則一文不收，甚至有位農婦剖腹生產，出院時，未付一分錢，丘雅信非但不以為意，反而贈送嬰兒用品，結果三個月後，這對夫婦抱著白皙健康的嬰兒，帶來許多農產品向丘雅信道謝，這是多麼溫馨的一幕！

珍珠港事變後，困在加拿大的丘雅信，至專門囚禁日本人的「石落坑集中營」任駐營醫生，她的醫術好，助產佳，還教大家如何保健，讓日本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她尚且放下身段，去女澡堂跟日本婦女一起洗澡，更使得集中營的日本人愛她如母，敬她如神。丘雅信無私的人道形象，可謂栩栩如生，鐫印在讀者心中。雖然二次大戰後，溫哥華的中國領事不承認丘雅信是中國人，百般刁難，拒發護照給她，使她遲遲無法返台；228事件時，她也曾遭大陸兵搶奪手提包，但她並不因此對外省人存有偏見。回到清信醫院，當另一位被台灣學生追殺的大陸兵向她求助，她毫不考慮地為他掩護，救了他一命。

在人物結構上，東方白藉由種種故事細節來凸顯丘雅信開放、寬容、謙卑、仁愛的襟懷，確是不問性別、年齡、種族、地域、國籍的。東方白透過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丘雅信，明白傳達了他身為作家的人道主義信念。

（三）秉持基督教信仰

丘雅信的生父林之乾在台北萬華主持教會，母親許秀英也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丘雅信從小就在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中長大，中學就讀淡水女學，以及到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深造之前所讀的預科「聖瑪格麗特女學」，都是教會學校，耳濡目染之下，丘雅信自是深具宗教意識。東方白透過丘雅信，著力呈現基督教的博愛精神，甚至以七、八頁的篇幅來凸顯西方宗教的無私，激發其普濟大眾的決心。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丘雅信去美國、加拿大進修醫學，返台時，途經溫哥華，於「西點長老教堂」參加星期日禮拜，以及在顏家參加「家庭聖誕禮拜」，加上多年後，加拿大丈夫吉卜生牧師的「追悼會」，東方白以二十餘頁的篇幅，鉅細靡遺地敘寫宗教儀式、講解經文及聖歌等等，極力將宗教氣氛烘托出來，期使讀者身歷其境。 尤其，西點長老教堂牧師於獲悉日本偷襲珍珠港，美日正式宣戰後，所說的一段祈禱文最是令人動容：「噢，天父，請用你的慈悲看待我們並寬恕我們，我們並不值得你的祝福與保佑，因為我們並不依你的教訓去愛我們的鄰人，去愛我們的仇敵，我們只循著我們的自私與貪婪，從事無窮無盡的搏鬥與戰爭。噢，崇高而全知的上帝，願你賜給所有統治者智慧，以了解戰爭的無益與殘酷，讓他們明白和平才是他們百姓之福。」 這種種宗教情懷內化為丘雅信的性格，可說是貫穿全書的精神主軸，不斷地洗滌讀者心靈，提昇哲學的境界。

二、客家人江東蘭

《浪淘沙》人物之中，著墨較多者包括各具族群代表性的福佬丘雅信、客家人江東蘭、福州人周明德，以及周明德那樸直率真的祖父周福生， 其中江東蘭的部份，其人物原型即張棟蘭，跟丘雅信和周明德一樣，皆為根據真人真事所寫，真實性極高。

（一）具戰爭經驗的台灣知識分子

江東蘭是日據時代台灣知識分子，新竹波羅汶的客家人，其妻為萬華福佬人，他自「台中中學」畢業，到日本「早稻田大學」英文系留學，回台灣當了戰前「新竹中學」英文老師，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徵調為日軍通譯，轉戰南洋各地，所述皆相當細膩，但台灣光復以來，他先後出任新竹縣政府教育科長三個月、新竹市立中學校長12年、台灣師大教授八年，這段生命歷程長達20年以上，全書卻只以二頁多的篇幅，簡簡單單地敘述帶過，至於影響重大的228事件亦全未觸及，東方白只是便宜行事，安排江東蘭躲到鄉間，是以就整部小說人物結構言，難免予人頭重腳輕、虎頭蛇尾之感。

其生平最值一提的是，太平洋戰爭期間，江東蘭不同於一般台灣人在日本軍隊裡只能當普通軍伕或下級士兵，他是以中尉軍官身分與日本指揮官平起平坐，再加上國族認同的矛盾複雜心理，使得江東蘭的殖民經驗深具特殊性，於台灣文學中尤顯珍貴。鍾肇政指出，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台灣兵經驗，除陳千武《獵女犯》系列作品是根據親身經歷外，《浪淘沙》江東蘭的戰地經驗也是有所本的，在呈現上，逼真而動人心魄，令人擊節；至於像李喬《寒夜三部曲》第三部《孤燈》和其《高山組曲》第二部《戰火》均靠蒐集資料或採訪所得，是以在真實度方面，與《浪淘沙》相較便自嘆弗如了。 無論如何，江東蘭做為台灣客家族群代表人物，毫無疑問為《浪淘沙》注入了鮮活的生命，而且與福佬丘雅信、福州人周明德鼎足而立，有著族群三角形的、鮮明的對應關係，形成深具象徵意義的人物結構。

（二）行善無國界

江東蘭的人道主義精神，主要是藉由任教新竹中學以及徵調至南洋服役所發生的種種事件來呈現，諸如任教新竹中學時，日本學生與台灣學生打架，江東蘭並不體罰他們，只是嚴厲地訓誡，對他們講「人類應該互愛」的道理；於南洋服役時，他善待戰俘，戰俘也視他為朋友；他手下的泰雅族傳令兵松武郎因被俘釋回而遭賜死，當他休假返台，特將松武郎臨死之前所託的兩顆珍珠親送其甫新婚即離別的夫人，他深怕松武郎夫人無法承受悲傷，還忍心瞞著松武郎死亡的事實。

此外，江東蘭與緬甸集中營的上司──長谷川大佐談話頗投機，長谷川大佐雖然始終反對戰爭，卻在軍國主義父親的強勢主導下不得不從軍，且被迫成為殺人的劊子手，其內心「戰爭∕和平」的矛盾、掙扎，真切而傳神。平時長谷川的靜坐參禪，應是心中矛盾又找不到出口的一種自我尋求心境平和的方式。戰後，刑滿出獄的長谷川大佐剃髮出家，此一人生變化蘊含強烈的興味，長谷川終於真正找到生命救贖的途徑以及精神的寄託，這也可以說是人道精神的具體實踐。當江東蘭再次見到長谷川，憶起長谷川大佐曾奉命殺了九個俘虜卻又違命救了九個俘虜的往事，他發現，儘管行善不一定得善報，但世上仍然有人行善不輟，他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後來才由疑惑轉而省悟：「原來行善就是它本身的目的，行善之際當事人既已得助人之樂，也便是它的果，又何必再去求事後的善報呢？」（頁1954）可見江東蘭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慈悲寬容的人道主義者。

（三）流露佛教思想

就跟李喬《寒夜三部曲》之闡釋佛教思想一樣， 基督教和佛教的內涵，在東方白的心靈裡面，都是永遠存在的，東方白在信仰基督教的丘雅信之外，也著力描寫信仰禪佛的江東蘭，激盪著東、西方文化的衝擊。

小時候，狗兒「小鐵拐」病死了，江東蘭和兒時玩伴水生等一起為小鐵拐慎重其事地舉行葬禮，替牠立墓碑、唸「往生咒」，已預示江東蘭在佛教方面的慧根。江東蘭長大後，赴日深造，但不久因病休學，由神戶商科大學回到故鄉靜養。他相信佛教的教義和基督教的教義一樣，應是簡易明瞭，人人可解的。就在這段期間，他開始涉獵「金剛經」、「阿彌陀經」……等佛教經典，認識到佛教的真面目，東方白還透過江東蘭，中譯了「偈詩」和「業的概念」等。 再次赴日，學成歸國後，受聘到新竹中學教英文，這期間，江東蘭因不願改為日本姓名，備受鬼木校長壓迫，所幸他從禪書中尋得生命的轉機。後來被征調到南洋服役，結識每天禪修打坐的的上司長谷川大佐，兩人之間便有了關於禪宗「公案」的對話。當他獲知女兒與父親病逝的消息，他特於新加坡的「觀音禪寺」，請師父為他們誦經超渡，事後師父替他開示，說「娑婆世界由心造」，著實令人沉思。

戰後多年，江東蘭赴美在職進修，途經東瀛，與他在新竹中學任教期間一度相戀的秋子重逢，二人同遊奈良「東大寺」，走出由世界各國人士獻金整修的「大佛殿」，江東蘭意味深長地對秋子說：「我看世界最崇高的情操都是不分國界的，比如宗教就是。」（頁1950）過境加拿大時，原新竹中學學生周明德引介他與四處巡迴指導參禪、普渡世眾的西洋禪師「熹微」見面，熹微禪師有關自己由參加各種宗教到最後變成無神論者而又出家的一席話， 令江東蘭感動得無以復加。這在在顯示，東方白對於佛理的確興趣濃厚，研究頗為深入，而且藉由江東蘭的言行呈現出來。這般的佛教情懷，讓人獲得種種人生啟示，同時也增加了《浪淘沙》的深度和廣度。

三、福州人周明德

《浪淘沙》中，周明德的人物原型即陳銘德， 東方白更於文學自傳《真與美》特別指出，《浪淘沙》裡周明德及其祖父周福生的種種人生插曲，正是台灣人「正直不阿」的本土性格之最佳表現。

（一）特殊的人生際遇

周明德的祖父周福生是福州人，小時候隨人來萬華學做木匠，長大了，娶台灣女子謝甜為妻，於台灣割讓日本的次年生了兒子周台生，周台生成年後，回福州娶當地女子姚倩，所產下的頭一個孩子，便是周明德。因周台生夫婦計劃前往南洋做生意，祖父周福生便趕到福州把這長孫帶回台灣，自小將他扶養長大。周明德個性堅強正直，遭受日本同學欺負，他不退縮，勇於挺身反抗；接受新兵訓練時，對於鬼塚隊長非理性的施暴，也不妥協屈從。

由於久別思親，中學甫畢業，周明德隨即告別祖父母，隻身赴菲律賓馬尼拉跟父母團圓，但萬萬沒料到，父母已把全部鍾愛給了他們親自扶養的兩個弟弟明圓、明勇，是以對明德的感情相對的淡薄，這令明德心灰意冷，原先的夢想為之破滅。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東南亞局勢緊張，菲國人民反日情緒高漲，周台生因是「日僑」身分，為免遭不測，乃舉家遷回福州，唯么兒明勇竟跳船留在菲律賓參加抗日游擊隊。周明德抵達中國大陸再轉往基隆，回到台灣，他恍然大悟，原來，台灣才是他真正的家，而養育他的祖父母也才是他真正的父母。透過「中國∕台灣」、「父母∕祖父母」、「兄∕弟」的對立或並列關係，周明德確立了自己的價值與想法，找到了未來的人生方向。

不久，由於周明德在菲國學到純正發音的英語，使他有機會成為中學英文老師，又因江東蘭與丘雅信的關係，以及他們的居中牽線， 周明德娶基督教牧師之女尤妙妙為妻。婚後，被日本空軍徵調，編入新竹航空隊，所駕駛的戰鬥轟炸機於四川白沙墜落而被俘，因係被日本人強迫徵兵之故，幸運獲釋，參加了「紅十字會」滇緬公路救護隊。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半年後，周明德由昆明輾轉回到台灣，重執教鞭，歷經228事件，險些遇難。其後由成功中學轉往台北醫學院任教英文，又經多年，赴溫哥華探視移民加拿大的兒子、媳婦，並且因緣際會，成了當地日本與越南移民的英文教師，過著豐富、充實的日子。

（二）助人為樂

代表福州人的周明德，他得到祖父周福生的遺傳，也充滿了人道精神。重慶遭受空襲，引起大火，別人冷眼旁觀，他卻奮不顧身地衝進火窟，將昏迷的孩子抱出來。台灣光復後，民眾原先的希望破滅，怨恨日增，有人大罵唐山人野蠻，周明德則認為，萬萬不可以偏概全，誤以為所有唐山人都不好。228事件期間，周明德看見三個學生圍毆一個大陸打扮的唐山人，主張凡事要是非分明的周明德立即阻止他們，教訓道：「怎麼可以不分皂白，只因為他是中國人就動手打他？」（頁1884）他遇過欺凌弱小的日本學生、冷酷無情的日本軍人，也結交到古道熱腸的日本同事；他看過殺人不眨眼的大陸隊長，也碰見兔唇微跛卻善良救難的大陸士兵，所以周明德更加相信，世上只有善人與惡人之分，沒有國籍種族之別。

典型的小說人物莫不包含作家對生活的理解、思考的真知灼見，並且從正面或反面來體現作家的人生理想。小說家李喬自云：「作者之於長篇小說，與其說在『說故事』，不如說，是借情節故事來表達其理念，借人物『完成』其理想。」 東方白也說：「我的小說的主題是愛、諒解、寬恕，絕不寫仇恨、殘酷、暴戾等等。」 如上所述，周明德正是熱愛生命的利他主義和理想主義者，有著普遍的人道關懷，深信世上自有公理，他無疑為東方白創作理念的代言人。

（三）虔信「百合一教」

周明德跟丘雅信一樣是基督教徒，其妻尤妙妙乃「淡水長老教會」牧師之女，他甚至還成為教會長老。但他也跟自己在新竹中學的班導師江東蘭一樣，相信佛道。當江東蘭到加拿大溫哥華找他，他特為江東蘭引見美國禪師「熹微」，「熹微」秉信尼采的名言：「宗教、藝術、以及哲學，都是人類捏造的幻象，而被做為戰勝自己及其同類的武器加以運用。」（頁1965）加上親眼看見日本侵華時中國人的悲慘受害，使之領悟佛教的第一聖諦：「人生原是一片苦海！」（頁1967）在美國禪師「熹微」的禪堂參禪完畢，平時也上教堂做禮拜的周明德，非但心裡不覺矛盾，反而笑得開朗，以「百合一教（Bahaism）」 的教冊內容告訴「滿心疑惑」的江東蘭，耶穌基督、釋迦牟尼、穆罕默德都是來自同一個父親的兄弟。 又說：「總之，我現在已經到達天人合一萬物和諧的境界，我讀聖經歡喜、讀佛經歡喜、讀可蘭經也歡喜，我現在無論走進基督教堂、佛教禪堂、回教清真寺，都感到同樣的喜悅與安寧。」（頁1970）由上可知，周明德所謂的「百合一教」，自然也是尋求人生意義、提升人生境界的東方白所認同的，這樣的宗教情懷充滿著四海一家、世界大同的博愛精神。

參、《浪淘沙》主要人物的身分認同

由《浪淘沙》主要人物結構觀之，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三位主角的人道精神表現，充分顯示東方白將「人道精神」此一內涵語碼深化的用心，其將善美的人性高度理想化，表現了作者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追求。此外，東方白亦以「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福佬∕客家人∕福州人」的三角形對應關係來建構其「基督教∕佛教∕百合一教」的宗教系統，通過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表現「善」的內涵，顯示崇高的道德力量，並且將多元思想意蘊融於一體，形成深刻的意義結構，使小說本身有了更高的藝術表現。但更值得重視的是，《浪淘沙》既以台灣多舛的歷史為背景，東方白對於「被殖民者∕殖民者」的對立、受壓迫者對於壓迫者的抵抗意識，以及台灣人身分認同的矛盾，自是有所著墨，不但形成衝突，也使小說充滿張力。《浪淘沙》裏面，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等主要人物飽受國家或身分認同的內心掙扎與煎熬，東方白藉此凸顯台灣人於「認同」上所面臨的困境，這是《浪淘沙》主要人物結構的共同象徵意義之所在。

一、丘雅信身分認同的多元呈現

東方白筆下的丘雅信，充分顯現人物性格塑造的豐富性，她膽小愛哭又別具過人膽識，是聰明、機智、專業、好學的女性，充滿人道關懷的理念且力行實踐，這樣的台灣奇女子，無所不在的政治卻影響她的一生，無可抗拒的歷史則造成她命運的坎坷。雖然學業、事業有成，但她沒有浪漫的愛情和幸福的婚姻，尤其歷史演變所帶來的身分認同問題，每每造成心理衝突，一再困擾著她。她出生於日據時代的台灣，國籍是日本，身上流的卻是華人的血液；在日本人眼中，被視為非屬內地的、次一等的本島人；來到中國大陸，則變成不屬於中國的日籍台灣人；為逃避日本政府的壓迫，到了美洲，又一律被看作侵略他國的日本人；日本戰敗投降，因曾任日本人集中營的醫生而遭拒發中國護照，歷盡千辛萬苦才回到台灣。

儘管如此，丘雅信有著堅強的抵抗意識，決不屈服於不公不義的現實。身為新時代女性，她挺身抗拒男性威權社會強加於女性身上的桎梏，獨排眾議，出國學醫，返台後與男醫生並肩工作，不讓鬚眉。丈夫彭英參加反日組織而逃往中國大陸，日本刑警對丘雅信屢屢施壓，丘雅信一本初衷，繼續行醫，向其他受苦者伸出援手，直到忍無可忍，依然不放棄抵抗日本殖民政府，毅然選擇關閉醫院，前往美國進修。當美日宣戰，丘雅信回台不成，滯留加拿大，面對異國人士的種族歧視，她據理力爭，抵抗到底，終於贏得加拿大法官、醫院同事和真正愛好和平人士的尊敬，得以在加拿大行醫。日本戰敗，丘雅信急於從溫哥華返鄉，卻遭到當地中國領事百般刁難， 丘雅信一樣不屈不撓，發揮抵抗精神，總算克服困難回抵台灣，成為代表本土意識的典型。

日本無條件投降，丘雅信返台展開新生活，其後為了反抗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統治，她在名義上嫁給加拿大籍的吉卜生牧師，後來由於中華民國與英國斷交，迫使她意外離開台灣，於異地終其一生，顯示大歷史造成個人命運的荒謬無常。綜觀其生命進程，可說是抵抗意識的具體呈現。李喬推崇東方白之塑造丘雅信此一角色，說：「將台灣女性之原型寫出來。其一生頗有象徵意味，象徵台灣人在這樣困苦的環境如何存在。」 丘雅信坎坷、不幸的一生，適足以凸顯台灣人找尋「身分認同」的悲哀命運，丘雅信確是台灣小說中深具歷史象徵意義的角色。

二、江東蘭國族認同的矛盾與抗拒

如同丘雅信，江東蘭出生於日據時期，其父江龍志自小即教導他，自己是台灣人，不是日本人；臨終遺言更是：「等東蘭回來，叫其別忘，我的人本姓姓『羅』，『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四維羅』！」 可見其家族的抵抗意識根深柢固。即便時勢使然，江東蘭從小接受日本教育，由公學校、台中中學至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其間遇到不少友善的日本師長或友人，如台中中學的英文老師千葉先生、音樂老師美空先生、早稻田大學「英國詩選」教授木谷博士、新竹中學同事伊田、松下、大平，乃至緬甸集中營的指揮官長谷川大佐……等，而且江東蘭也能欣賞日本傳統文化之美， 可是殖民政治的差別待遇在在讓他飽受歧視，內心受傷，積蓄著無限反抗的能量，逼使他無法接受日本是自己的國家，不願改成日本姓名。

被徵調為日軍通譯，完全情非得已。南洋日軍為了殺雞儆猴而濫殺華人，矢野中佐說：「凡是支那人，不管是在本土還是在海外，都是我們的敵人，抓到敵人就砍他頭有何不可？誰叫他是支那人？他生為支那人就是他的罪。」（頁1227）這聽在流著華人血液的江東蘭耳裡，怎不矛盾！他只能無言以對。馬來西亞的華僑以為他是日本人，他連忙澄清，自己是被日本政府強迫當兵的台灣人，而非濫殺無辜的日本人。華僑警告他，許多華人去山裡參加游擊隊，雙方遭遇時，一樣會將他當做日本兵。江東蘭感嘆不已，說這是「命運」。 緬甸女子雪美旦那的父親遭日軍殺害，江東蘭告訴她：「我不是日本人，我是台灣人，像你一樣，被他們日本人強迫來這裡當翻譯官。」（頁1376）這是掙脫不掉的身分悲哀。也因為這樣，他同情英澳戰虜，跟他們談天說笑，當然戰俘們也未把他當外人來看待。由拒絕與否定對殖民國家的認同，我們清楚看見了江東蘭的本土意識和抵抗精神。

江東蘭就這麼處於國族認同的複雜、矛盾心理之中，反映出人物尋找自我所面臨的掙扎，相信這也是日據時代台灣人內在的共相吧！東方白《浪淘沙》藉由情節的安排，表現出江東蘭的抵抗精神，以及激發對於「身分認同」之反省，讀者正是透過這種種的對立矛盾，一步一步明白作家呈顯主題的深細用心。

三、周家身分認同的錯亂

周明德身世崎嶇曲折，有著特殊、複雜的人生際遇，其三兄弟的一生可以說代表了台灣人的悲慘命運，不但與丘雅信、江東蘭形成「福州人∕福佬∕客家人」之族群三角形組合，其與明圓、明勇三兄弟聚合又分離，形成「台灣∕中國大陸∕菲律賓」的另一個三元化關係，可謂饒富象徵意涵。

周福生與周明德為《浪淘沙》福州人的族群代表。祖父周福生在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一直不願做日本國民，先是不剪辮子，還想出新點子，向清朝領事館申請護照，改做留在台灣的中國僑民。雖然周福生木工手藝精良，卻不屑於去做圓山「台灣神社」的高薪工匠，他以店忙為由，拒絕管區菊池巡佐的一再邀請。終其一生，周福生都拒學日語。而周明德出生於福州，母親是大陸人，但他自小由居住萬華的祖父母扶養長大，感覺上他對日本並沒有祖父那般排斥，直到就讀新竹中學，親身體驗到日本人對台灣人的種族歧視，更因為與日本同學打架，遭到退學處分，當然打從心底不認同日本了。當他中學畢業，至馬尼拉找尋親生父母，菲國海關官員竟以他不是「純正」的日本人，只不過是日本籍的「台灣人」為由，百般刁難。這使得周明德深切感受到，做為本島「台灣人」既不被日本人平等看待又被外國人所歧視的雙重悲哀，進而不滿現實，積累怨懟，轉化為抵抗意識。

周明德的么弟明勇生於菲律賓長於菲律賓，唸的是華僑中文學校，他同情中國，反對日本的侵略暴行，積極參加反日遊行與演講，偏偏因為父親的特殊身分，所以他是在菲國的日本大使館申報出生，歸屬日本籍，這相對於其反日行為，豈不矛盾！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周明德回台，婚後被徵調為日本兵，變成要與祖父、母親的祖國軍隊作戰，真是情何以堪。可惜東方白於小說中，並未針對此一國族身分認同的矛盾心理狀態加以著墨。其後墜機被俘，周明德因是「台灣人」而被中國民兵釋放；俟日本無條件投降，恢復「中國人」身分，在228事件期間，卻又莫名其妙遭祖國軍隊屠殺，險些命喪黃泉。這種種身分認同的「錯亂」，深沉、複雜而矛盾，豈不耐人尋味！

多年後，周明德赴加拿大探親，其間曾回中國大陸與父母、大弟周明圓重聚。周家三兄弟原本於太平洋大戰爆發前夕悵然離散，各奔西東。么弟明勇臨時跳船，留在從出生一直到長大成人的菲律賓，從事地下游擊活動，反抗日軍，戰後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大家寧可相信他是跟當地女子結婚，隱居在深山叢林之中。大弟明圓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至美國加州大學留學取得學位，基於強烈的「愛國心」，他冒著極大風險返回中國，卻於「文化大革命」時遭共產黨批鬥，下放勞改十年，迨平反恢復北京大學教職，其妻大陸女子唐伶早已病故，怎不喟嘆！兄弟久別重逢，盡釋前嫌，明圓語重心長地說：「世上最該後悔的是後悔本身……人總要學習往前看……」（頁1979）當他們一起登上萬里長城山巔的烽火臺，不免感慨萬千。登機前，兩兄弟情不自禁地擁抱在一起，然後毅然分開，揮手而別，這一幕充滿著戲劇張力，令人為之動容。在台灣意識日益強烈的今日，誠如陳芳明所言：「像周家是台灣民主國時移民到台灣延嗣子孫，戰事一來，家人四散，有的到菲律賓，有的留在台灣，有的回大陸，同一家族親兄弟在不同環境長大，有不同感情，書中安排戰後，兩人見面擁抱再分開，這是一個很大的象徵。」 對於台灣海峽兩岸未來如何發展，東方白透過周明德兄弟的人生際遇，凸顯身分認同的矛盾及其「分∕合」的象徵意義，巧妙地帶給我們饒富深思的空間，同時也開拓了意義結構的縱深。

四、《浪淘沙》人物身分認同的建構

文化研究論者Kobena Mercer以黑人認同為例指出：「……身分不是找到的，而是建構得來的，身分不是天生自然般地等著被發現，而是透過政治對立、文化鬥爭建構出來的。」 如上所述，觀諸台灣血跡斑斑的歷史，與清朝、日本乃至於後來國民政府之間的抗爭，何嘗不是透過政治對立、文化鬥爭，建構出較為明確的台灣人身分認同。儘管有論者認為，身分認同並非東方白《浪淘沙》所欲強調的主題，說東方白連政治小說都主張應該「描寫政治下恆古貫今的人性」， 怎麼會在作品中強調國籍之分？況且，詳細記載《浪淘沙》寫作經過的《真與美》及《台灣文學兩地書》兩書，東方白絲毫沒有提到藉《浪淘沙》凸顯身分認同主題的意圖。 然而，小說描寫永恆的人性與凸顯身分認同的主題，二者並不衝突，由《浪淘沙》之中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在「認同」上所面臨的尷尬困境，亦即台灣人在毫無自由選擇之下，不得不承受矛盾的認同，此不難看出，東方白希冀透過「動盪」的歷史經驗，為台灣人尋找國家認同的強烈企圖，讓小說人物在重重的認同矛盾中，發現及建構以台灣土地為根的身分認同，而這也呼應了長期以來台灣苦悶大眾的心聲。

關於後殖民主義，其所側重的是「分析新形勢下的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第三世界菁英知識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參與、關於種族∕文化∕歷史的『他者』的表述，揭露西方形而上學話語的局限性」， 是以殖民者文化與被殖民者文化必然存在著對立關係。而針對一再「被殖民」，相對於日本、中國，台灣長久以來被迫造成邊緣化，失去了自身的主體性，東方白有鑑於此，清楚地透過丘雅信、江東蘭和周明德等主要人物的身分認同和抵抗意識來表達強烈批判，堪稱另一形式的、有力的後殖民論述。

當然，《浪淘沙》更值得稱許的是，東方白不只是藉由「弱勢」的台灣人族群，論述台灣的殖民史觀，全書結束之前，作者有意安排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金姑娘於多年後重逢，相約第二年中秋一起返鄉過節，回到小說故事的初始地，也就是甲午戰後日軍登陸的台北縣澳底，象徵著台灣各族群在外浪淘洗之後，不只是「回歸」，還進一步跨越族群，終於融合為一。此一世界大同思想，使得整部小說的境界更為開闊、提升。

肆、結語

東方白以各具族群代表性的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構築《浪淘沙》的主要人物結構，其「福佬∕客家人∕福州人」三元對立的組合關係，形成深具象徵意義的結構系統，而且他們都是真有其人，確有其事，其人物原型分別是蔡阿信、張棟蘭、陳銘德。馬振方謂：「可信的情節未必感人；感人至深的情節卻必須可信。真實性乃是藝術情節諸多條件的首要條件，是作品價值和力量的生命基礎。」 東方白以真實故事為藍本，力求逼真，但不排斥藝術虛構，他發揮小說家的才能，以豐富的想像力，穿針引線，提煉情節，取得「真實與虛構」的統一，使人物結構成為有意義的整體。綜觀《浪淘沙》主要人物之塑造，丘雅信是反映台灣歷史際遇的奇女子，江東蘭為具有戰爭經驗的台灣知識分子，周明德則展現台灣人正直不阿的本土性格，莫不讓人印象深刻。毫無疑問，《浪淘沙》主要人物形象生動，較諸主題結構的呈現，有過之而無不及。東方白別具一格的藝術視角，既體現作者的人格理想，諸如寬容的人道精神與崇高的宗教情懷，也傳達出作者藝術風格的追求。

李瑞騰論「台灣文學」時指出，因為台灣歷史的影響，諸如甲午戰敗、乙未割台，逐漸強化台灣文學的抗爭色彩，而日據時代台灣文學也扮演著對抗統治者及其殖民文化的鮮明角色，記錄台灣人的悲苦。 是以台灣文學內在的本土意識或抵抗精神，乃是其意義結構根本的一環。諸如吳濁流自述小說《無花果》與《台灣連翹》， 娓娓道來做為台灣人身分認同的心靈轉折，長期以來被國族意識所困擾的台灣人對此必然心有戚戚焉。 《浪淘沙》也有著「殖民∕被殖民」、「壓迫∕受壓迫」、「認同∕不認同」等多層次的、相互交叉又彼此重疊的對立，反抗過去殖民和威權統治的支配與壓迫，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建立有所著力。東方白經由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等三個主要角色的塑造，運用種種情節的巧妙安排，讓他們由於台灣複雜的歷史因素，經過不同的政權統治，無可避免地陷入「身分認同」的歷史矛盾與掙扎，表現十分真切，換言之，透過福佬、客家人、福州人的族群經驗，參予塑造一個以台灣為主題位置的國家敘述，其小說主要人物的建構與國家認同的密切關係，展露無遺，此乃東方白自覺性的創作，載負著台灣斯土斯民對於歷史以及自身的深刻反省，而《浪淘沙》的軸心人物也都成為東方白體現台灣作家長期以來本土意識和抵抗精神之強有力的藝術符號。丘雅信、江東蘭和周明德三人被殖民的經驗多重而複雜，在在象徵台灣人坎坷的命運，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同時東方白《浪淘沙》也本著台灣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藉著小說的推展，暴露了殖民主義的殘忍無情，以及鋪陳一連串反霸權的「後殖民論述」，破除了文化霸權的支配，試圖為確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而努力，就台灣文化的重建而言，其成果昭然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