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極權統治不擇手段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曾遭共產黨迫害而流亡法國，其長篇小說名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一九八四年出版）以「布拉格之春」為敘事背景，米蘭．昆德拉因有切膚之痛，是以對於共產黨予以批判，為這逝去的黑暗時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一九四八年捷克共產政府成立，民眾以為這是全新理想的開端，曾幾何時，政府當局一連串的鬥爭、整肅與高壓統治，使得捷克人民大失所望；到了一九六八年，捷克共黨政府在杜布契克總理領導下，發起自由化的社會主義運動，未料旋即為共產「老大哥」蘇聯的坦克車所摧毀，史稱「布拉格之春」。此後，在蘇聯陰影之下，捷克開始另一波的整肅和高壓統治，無數的知識份子和異議份子遭受迫害，或流亡他國。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裏面，「說了不該說的話」而被列入黑名單的外科醫生托馬士，以及拍攝蘇俄軍隊入侵捷克，鎮壓反抗民眾照片的特麗莎，不肯屈服於極權迫害，逃往瑞士，後來回到捷克，不再獲准出國，只能做些洗窗或旅館酒吧女侍的工作，後來二人無路可走，不得不躲往鄉下。托馬士的情婦，女畫家薩賓娜，反虛偽反媚俗，難以忍受共產黨的極權高壓統治，流亡瑞士、法國至美國，從此未再回到「祖國」，過著無根的「輕」的生活。米蘭．昆德拉藉由以上主要人物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予以共產專制政權嚴厲的批判。
此外，對於共產專制政權統治的不擇手段，諸如留在國內的人或被迫辭職或下放勞改，遭到跟蹤、竊聽、約談、恫嚇、監禁、入獄等等，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對此有極為詳細之刻畫。
（二）考核與竊聽
第三部「被誤解了的字句」提到，薩賓娜就讀藝術學院時，學生被指定要在暑假參加少青團，團員住統舖，一起在鋼鐵建築工地勞動，在工地上，從早上五點到晚間九時，擴大器不停地播放音樂，薩賓娜真想哭，然而音樂是歡欣的，連躲都沒地方躲，喇叭的聲域無所不及，音樂像一群豬狗一樣被嗾使了盯著她不放，她想，只有在共產世界裏，音樂才會這麼霸氣地統御一切，她期盼著的，是巴哈時代的音樂，那像是寧靜的一望無垠的雪原上開著玫瑰花。當其他安全地居住在移民地的捷克同胞，質疑薩賓娜反共不夠積極，面對這些特別喜歡考核別人的嘴臉，她想，對這些老百姓不斷地考核、檢查正是共產國家裏不停的和最主要的社會活動，不管任何人要做什麼事，都得收集來自門房的、同事的、警察的、區黨部的、工會的推薦信和報告書，這些報告只跟一件事有關，就是「國民政治檔案」，亦即記載這個國民的言行思想，以及在開會或者遊行的表現，因為每一件事，包括工作升遷、旅行度假等，都決定於此一考核程序的結果上，所以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必須仔細考核才行。
第四部「靈與肉」，敘述蘇俄入侵捷克之後，異議份子捷克小說家普羅恰茲卡遭到聽命於秘密警察的新聞界之抹黑，然而愈抹黑他，大家愈是喜歡他。後來，捷克電台播放了普羅恰茲卡 和一位 教授朋友之間的一系列私人談話，談話時間在兩年前，原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們都不知道教授家裏被安裝了竊聽器，非僅如此，他們出門都有人跟蹤。發行和主持這個節目的秘密警察一再強調，普羅恰茲卡是如何連續不停地嘲弄他的許多「朋友」。雖然人們平常可以輕而易舉地就中傷朋友，可是聽到普羅恰茲卡這麼做時，他們對這件事情的驚訝程度，遠比對得知秘密警察竊聽私人談話要大得多。竊聽無孔不入，私下閒談也被錄音公開播放，人們再無隱私權可言，則這個世界就變成一個大集中營了。
（三）政治活動取代一切
托馬士和特麗莎離開布拉格，到六年前曾經來過的溫泉小鎮，發現蘇俄入侵之後，政治活動取代一切，連宗教節日也被禁止，而街頭則大大變化，旅館本名「堂皇」，現在改稱「貝加爾」；街口立牌曰「莫斯科廣場」；還有托爾斯泰療養院、高爾基電影院、普希金酒吧等；街名也一樣情形，名稱皆源自俄國歷史和俄國地理，突然間，此地變成一個袖珍的假蘇俄，怎不令人哭笑不得！
第五部「輕與重」，托馬士不滿共產黨員讓國家失去自由，憤而投書報紙予以批判，結果惹禍上身，以致醫師工作不保，外科主任勸托馬士「收回」說過的那些話，還安撫他：「在一個被恐怖手段統治的社會裏，沒有任何言論是被人當真的，言論都是被迫而發的，誠實的人都應該忽略這些言論。總而言之，我認為你在這裡待下去，對我和對你的病人都有好處。」只是托馬士考慮之後，拒絕在自我檢討的書面紀錄上簽名，於是為此付出慘痛代價，被迫放棄外科專業，先是下放到鄉間，旋又淪為洗窗工人。
後來，托馬士與刊登其投書的報紙編輯重逢，談到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第一項光榮宣言「兩千字書」，此宣言要求共產政權進行民主化，首先簽名的是一群知識份子，後來其他人跟著響應，結果簽名的人多到數不清。當紅軍侵入捷克，並發動一系列的政治清算，每個公民都被問過「你在兩千字書上簽了名嗎？」這個問題，承認簽過名的人，立刻被解聘，改行去當洗窗工人、停車管理員、巡夜員、公共房舍的鍋爐工，或者最好的出路是──通常得走後門──當計程車司機。更有許多人根本沒犯法，只是堅持己見便被關進了監獄。再者，只要不是共產黨經手組織的群眾活動，如會議、請願、街頭集會等，一律視為非法，而參與者之「不安全」也是眾所周知的。
（四）滑稽、荒謬與可悲
第六部「偉大的遊行」提到，在極權的國度，所有問題在尚未提出之前，都已經有了答案，因此極權社會真正的敵人是喜歡提問的人，「問題」就像割裂舞台背景的一把刀，讓大家看見了背景後面的真相。是以，人民只好噤若寒蟬，遑論言論自由！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執政當局禁止在訃聞中提及葬禮的時間，理由是怕葬禮會變成一場示威。托馬士去參加一位生前被整肅的名生物學家之葬禮，直到最後一刻才獲悉火葬時間是早上六點半，托馬士走進火葬場，發現大廳的燈光照得像在攝影棚內一樣，四週架設三部攝影機，都非電視公司所有，而是警察在拍錄整個葬禮過程，以便事後好好研究，到底有哪些人來參加。出席者彼此不敢熱絡地打招呼，心中想著：「小心，我們正被錄影；假如你跟我們說話，你可能又會被抓起來審問。」以上種種，豈不滑稽、荒謬，亦復可悲，令人無言。
如今，蘇聯共產極權瓦解，柏林圍牆拆除，東歐各國政治、社會業已開放，進入了嶄新的歷史階段，唯身為「布拉格之春」健將的米蘭．昆德拉，於作品中對共產極權所提出的批判，讀之依然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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