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世人共同的內在
存在主義是哲學上的非理性主義思潮，認為人存在的意義無法經由理性思考而得到答案，強調個人、獨立自主和主觀經驗。在20世紀，存在主義思想流傳非常廣泛，到了60年代，發展形成人本主義，其最鮮明的命題為：世界沒有終極目標；人們發現自己處於隱隱約約而有敵意的世界中；人們選擇而且無法避免選擇他們的品格、目標和觀點；不選擇就是一種選擇；世界和人們處境的真相則清楚反映在茫然的心理不安或恐懼的瞬間。以上這些命題也深深影響了當代文學，諸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沙特、卡夫卡、卡缪等，在文學表現方面，採取前衛、抽象、意識流……等實驗性、尖端性手法，造成解讀的障礙，往往令讀者如墜五里霧中，不易乃至無法充分掌握作品所欲傳達的思想意涵。日本前衛作家安部公房（あべこうぼう，Kōbō Abe，1924-1993）長篇小說《他人的臉》於一九六四年問世，正值存在主義思潮盛行的年代，突破傳統小說寫作形式，也跟當代各國的其他作品一樣，試圖探索世人共同的內在，有著意涵晦澀、解讀歧異的特色。
（二）失去臉的人
《他人的臉》的主人翁「我」，是高分子化學研究所代理所長，已婚八年，妻曾流產，膝下猶虛。於實驗中，液體氮爆炸，「我」只保住了嘴邊和眼睛，造成滿臉瘢痕，彷如長滿疙瘩水蛭，醜陋而嚇人，不但嚇哭小孩，連跟「我」爆發言語和肢體衝突的紋身男子也在看見「我」的真面貌之後，發出膽怯的尖叫聲，匆匆跑開。失去臉的「我」陷入極度的自卑和哀傷，整天以紗布裹臉，與同事們保持距離，自我封閉起來。連照舊一起生活的妻子也被「我」隔絕在外，二人之間沉默而不自然，「我」則對妻子的沉默感到不滿，尤其是示愛卻遭拒絕，「我」這才發現，自己對於妻子的內在世界一無所知。「我」內心受傷，備受打擊，滋生報復的病態心理，於是千方百計，研究製成以假亂真，甚至於可以呈現表情肌的面具，進而引誘妻子，乃至打算過著真臉與面具的雙重生活。
戴上面具的「我」果然引誘妻子成功，一方面為此洋洋得意，內心卻又為妻子之悖德而妒忌、憤怒。妻子與戴上面具的「我」相處，完全不問「我」的名和姓，也根本未提起自己的丈夫，令「我」忍無可忍。在兩人第二次幽會之後，即使妻子陪同上旅館但並未「失身」，「我」仍決定將所有過程記載下來，於最後一次私會時，將記載的筆記本、信和假面具交給赴約的妻子，正式攤牌。詎料，妻子看過信和筆記本，留給丈夫一封信。原來妻子早已看穿丈夫，得知真相；以為丈夫明明知道，而一本正經催她默不作聲地把戲演下去，她索性順水推舟，想著：「所謂愛，就是玩互相剝掉對方的面具的遊戲，所以，為了所愛的人，就不能不努力戴面具。」可是，「我」既然交出面具，停止這齣面具劇，她也就不能回來了。她批評丈夫，說什麼臉是人與人的通路，他卻只顧自己的門路，壓住原本在柵欄內的妻子，簡直像翻越高如監獄圍牆的柵欄去犯誘拐婦女罪一般。妻子覺得自己被愚弄，她失蹤了，「我」遍尋不著。儘管「我」試圖與妻重新建立關係，但一切都在未定之天。
（三）面具與真臉的反複辯證
符號學大師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我們對現實的認知都要通過既有的、現成的示意系統，同理，從文學得到的認知，也是要透過不同的示意系統或「語碼」（Code），而且可透過動作語碼（Proairetic Code）、疑問語碼（Hermeneutic Code）、內涵語碼（Connotative Code）、象徵語碼（Symbolic Code）和文化語碼（Cultural Code）等五種語碼來論析。羅蘭‧巴爾特亦認為，象徵意義的產生，往往來自「區別」或「二元對立」，小說裡的「對立」，會逐漸發展成為龐大的對立模式，籠罩整篇作品，並左右其意義，此一意義則提升了作品的藝術價值。而《他人的臉》之中，反複辯證面具與真臉的對立，其象徵饒富意義，令人回味再三。
「我」失去了臉，益發感覺到臉的重要性，認為臉是自己跟他人連繫的通路，失去臉，自己無疑就與世界隔絕，被封閉起來，只剩下孤單。如同包著紗布或蒙面一樣，終將被社會給埋葬了。「我」敏感地認為，周遭的人對待他更加客氣而不想正眼看他，雖然可以逃避別人不必要的追根究底，但被客氣、友善的牆壁阻隔後，「我」經常是不折不扣的孤零零一個人。至於夫妻之間，被那像損壞掉的沉默所支配，連日常性的交談都斷了，「我」內心對著妻子吶喊著：「妳到底存著什麼心眼和我相處嘛！」以及「快說呀！妳為什麼還要繼續和我過著婚姻生活嘛！已到了這地步來，我看還是給弄個明白，這才對妳我都有好處。妳是不是只為惰性才拖著呢？說呀，不要客氣地說呀。因為叫人無法理解的事，就不必再勉強下去……」「我」幾乎要為失去了臉而瘋狂，十分認同撰寫人造器官文章的K氏的切身體驗，亦即在戰場上，斷手斷腳的情形司空見慣，然而傷兵最關心的不是生命，不是機能的恢復，而是關心著外表能否恢復到原來的樣子，甚至於一個臉部嚴重受傷之外，其他地方並沒有什麼毛病的士兵，臨出院時竟突然自殺，由此可見，臉傷已屬於心理衛生學領域。再如「我」看了一部難以忘懷的電影，片中美如妖精的女主角因戰爭而毀壞右半邊的臉，瘢痕疙瘩的突起和抽縮，令搭訕輕薄的混混嚇呆了。這樣子的生活，使她絕望，最終請求哥哥帶她去旅行，還要哥哥吻她，在這「禁令的破壞」以及瘋狂的「不完全燃燒」之後，白鳥似的女主角投海自盡。起初，「我」以氣憤的心情別開臉，不想繼續看下去，後來則心生同情，對做此選擇的女主角興起難以抑制的羨慕之意。
喪失了臉的「我」，無異於永遠被囚禁在沒有通路的獨居房，面具顯然被迫賦予極端深刻的意義。是以，「我」決定給自己重製一張新臉。由於安部公房的父親為開業醫師，二戰期間曾在中國滿洲醫科大學任職，自己又是畢業於東京大學醫學部，以這樣的醫學專業背景，描述研究及製作面具的過程，巨細靡遺，刻劃入微，幾乎是「精確無比到瘋狂的程度」。摸索了數個月，「我」終於從「布朗氏分類法」之臉的四個基本型，選定了以鼻子為中心的尖銳的臉，亦即「外向性非調和型」，以心理型態學而言，算是具有行動力的意志型的臉。雖然材質是合成樹脂，但加上了表情肌，變得十分奧妙，可謂以假亂真，甚至比真貨還真，漸漸地「我」開始用這張新臉去感覺，去思考，發現戴上面具，便由真臉解放出來，整個人變得比以前大膽。「我」覺得，生存的目的可能就是消費自由，擺脫原本心的羈絆，可以變得無限自由，從而也可以變得無限的殘忍；事實上，被誘惑的妻子正是被戴上面具的「我」所殘忍對待的犧牲者。
「我」戴上面具，自己似乎不再是同一個人了，固然成功引誘了妻子，一度樂在其中，可是面具的雙重性終究眩惑、困擾著「我」──是真面目的肯定還是否定？對於「我」、面具、妻子之間這超現實性的三角關係，該如何釐清？「我」陷入矛盾與掙扎，心想，「我希望接近妳，同時也希望遠離妳；我想知道妳，卻也同時抗拒著知道妳；我想看看妳，但對於看妳也同時感到屈辱」，「我」本來打算要恢復自己而造了面具，可是等到做好了，當面具誘惑了妻子，「我」似乎也報復了，卻隨即又變成妒忌的「我」反過來擋在其間，阻止妻子與面具的關係進一步發展。無論如何，面具即使再真，畢竟仍是「虛假」，戴上面具的「我」亦依然是我，若稱戴上面具的「我」是全新的我，其實無異於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直到「我」看了失蹤妻子所留下的信，得知她早已看穿「我」的面具，只是繼續裝著受騙的樣子，配合演出幼稚的面具劇，這「厲害的偷襲」給予丈夫沉重的打擊，先前記錄整個事件經過以及內心想法的三本筆記簿，根本「畫蛇添足」，「我」真是可憐復可悲，誠如妻子所批評，死掉的並不是面具，而是面具之後，靠喝酒、吞食安眠藥和鎮靜劑來撐住身體的神經病患般的「我」，多麼諷刺！這面具與真臉的對立與衝突，怎不令人反思？戴上面具，人類潛在的犯罪意識便活躍起來；隨著面具而來的自由，可以說是既快樂又恐怖。再者，生活之中，每個人或多或少也都戴著面具，在他人眼裏，又有多少才是真實的「我」呢？其「臉∕面具」、「真實∕虛假」、「我∕非我」之對立所蘊含的象徵意義，怎不耐人尋味？
（四）藝術表現及其他
安部公房《他人的臉》由黑、白、灰三本筆記簿和一封信所組成，加上將灰皮筆記簿反過來使用，在空白處，從最後一頁起添寫，只寫給自己看的記錄，其中又包括了妻子的信。《他人的臉》呈現的是毀傷了臉的人，與戴「面具」的人的疏離，也正是精神分裂性的雙重人格。雖然小說設計精密，但製臉的篇幅明顯過多，整體結構難免失衡，加以敘事充滿意識流，現實與妄想混為一談，往往隱晦不明，猶如抽象畫，令讀者難以充分掌握與理解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涵，卻又能清楚感受到陷入人生困境的主人翁之害怕、困惑、煩惱、痛苦、妒忌、憤怒和擔心。
不過，晦澀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書中的譬喻相當生動，大大提高了可讀性，諸如形容女人大笑的聲音：「逐漸變成慌亂了的野鳥在拍翅膀樣的喘息」；形容夫妻之間的沉默：「不是由於把話說完而起的真空，而已經只是把所有會話都給撕成一小塊一小塊地泡在悲傷的沉默而已」；形容疲勞：「如同塞住的髒溝水似地溢出來，開始在每一個關節裏凝成黏黏的黑焦油地沉澱了」；如此譬喻孤獨：「孤獨這玩意兒，是想逃避它，它才會是地獄；對於挺身去求取它的人而言，反倒是隱士的幸福」；形容羞愧：「像蟲一樣，從全身的所有毛孔裏蜿蜿蜒蜒地爬出來」；形容懊悔：「活像在耐著性子穿那打濕的襪子似的，淒淒慘慘，水淋淋的感觸」。以上在在展現作者小說寫作的才華，其藝術性無庸置疑，也使得《他人的臉》苦中而帶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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