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被殖民經驗影響著台灣文學作品的創作，蒙特斯（Louis Montrose）指出，殖民論述常以性別區分為架構，具侵略性的殖民者被比為男性，被殖民者被區分為女性，往往土地被女性化，征服一塊土地和征服女人在殖民論述裡經常具有類似的象徵意義。亦即性別乃是一種權力架構，扮演女性等於扮演被剝削的角色。以日據時代為主要歷史背景的《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著）、《濁流三部曲》（鍾肇政著）、《台灣人三部曲》（鍾肇政著），不約而同都安排了台灣男人與日本女人談戀愛的情節，特別是鍾肇政強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互涉關係，一再地提到「絕望的愛」這個名詞，這當不只是具有個別性，而且也有著文化上的共同性，在日本極權高壓統治下，「絕望的愛」或可視為積澱於台灣人內在的集體潛意識，乃殖民地台灣人心靈的基礎結構，在不斷反覆的心理作用之模式中顯現出來。
依照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所說，由於慾望與壓抑這兩種力量衝突所產生出來的內心傷害，潛藏在無意識裡；這種潛藏在無意識心理底層的慾望，即「夢的潛在內容」，也就是「夢的思想」、「象徵化」，有著所謂的「轉移作用」。佛洛依德的這種說法，在文學藝術言，殆無疑義。論者錢鴻鈞進一步以佛洛依德「發展心理學」的自戀性、戀母性來暗示台灣人的民族性與心理癥結，指陳此乃「民族潛意識的揭露」。台灣於馬關條約簽訂後，遭清廷割讓日本，自此一直被日本視為次等國民，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教育等各方面，莫不飽受壓抑、歧視，即使在二次大戰時期，積極推動「皇民化」政策下，台灣人依然未能被「內地人」平等接納為「日本人」。
誠如後殖民文學論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指出，被殖民者乃是被迫居於依賴、邊緣地位的群體，被處於優勢的政治團體統治，並被視為較統治者略遜一籌的次等人種。被宰制的人畢竟是弱者，每當面對日本人，台灣人難免產生自卑的心理，甚至於愛戀日本女子，在民族心理學上深具象徵意義，諸如由於日台崇拜的心理，高高在上的民族往往予以被殖民者，類似亂倫的潛意識，此種潛意識也束縛著被統治者，阻礙雙方的交往乃至通婚。而小說家執筆寫作時，隱隱然流露出「潛意識心理」，於小說角色的創造上，期望在「異族愛戀」的情節中，讓始終居處弱勢的男性能夠藉由與日本女子的交往，翻轉現實情境，取得阿Q式的、自以為是的精神勝利，獲得長期壓抑下的心理補償，藉以紓解內在積存的苦悶。此一「日本人∕台灣人」、「優越∕低下」、「自大∕自卑」之對立象徵意義，顯而易見。
李喬指出：「當兩個優劣不同的族群（民族）間發生男女交涉時，……如果出自劣勢族群的作家筆下的男女關係，必然是那優勢族群的聰慧美女，無條件地愛上劣勢族群的男性……」並且表示，此種好玩、自戀的心態可稱之為「民族夢想」。黃靖雅認為，「就像一般曾經歷日據時代的老一輩台灣人一樣，既懷念日據時代的治安清明、環境整潔，但也怨恨彼時的嚴厲和差等待遇，愛恨交織，亦恩亦怨，是台灣人對日本普遍存在的複雜情結；……這些日本女性來自政經優勢、地位尊崇的強勢族群，她們象徵嚴厲的統治階層中比較溫和可親的一面，殖民地少年對這些高高在上卻又溫柔美麗的特殊女性，自然有一份亦恩亦怨、戀慕而絕望的糾葛情結。」所言甚是。此亦再次印證廚川白村「文藝就是人生苦悶的象徵」之說。
綜觀之，類似《亞細亞的孤兒》、《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充滿悲劇性的「絕望之愛」，實為日據時期台灣人的「集體潛意識」，蘊含著殖民地人民翻轉「優越∕低下」現實對立的象徵意義。到了二十一世紀，台灣已慢慢走出歷史的悲情，逐步建立台灣主體意識，而「異族愛戀」在文學上的表現，當然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樣充滿悲劇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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