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臺灣文學界盛事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10月初版）千呼萬喚，終於出版了，這是臺灣文學界的一大盛事。全書上下冊，內文近八百頁，全書分二十四章，約六十萬字，著者投注長達十二年的歲月才完成這一部「生命書」。
繼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1987）、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1991）之後，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具有以下極深刻、重大的意義：一、提供解讀臺灣文學新視角，而且擴寫至二十一世紀；二、建構了屬於自己觀點的、真正呈現真貌的臺灣文學史，至此中國學者諸多扭曲並誤解臺灣文學自主性發展的文學史可以休矣；三、肯定最好的漢語文學並未發生在人口眾多的大陸中國，而是產生於規模有限的海島臺灣，確立臺灣文化自信心。
（二）難得一見的專著
陳著《臺灣新文學史》是相當好看的專書，在學術著作之中堪稱難得一見，尤其評述作家作品時，文字之優美，令人驚豔，茲略舉一二，如評述現代詩運動中，典型的超現實主義者商禽，曰：「詩人在閉鎖的空間釀造詩，無非是為了尋求精神逃逸的途徑」。談到小說家鄭清文的創作風格，寫道：「他整個語言文字極其平淡，卻往往只是浮現人性冰山的一角。他的平淡不是淡而無味，而是對黑暗人性淡然處之。一旦進入他的世界，就可發現龐大的存在藏在水平線底下」。著者推崇一九九○年代崛起的散文家蔡珠兒，「凡屬文字都充滿色香氣味，幾乎有躍動的生命藏在其中」、「比同輩散文家還更注重意象的經營。在簡短的文字中，濃縮龐大的意義，較諸張派散文還更具伸縮彈性」，此遣詞用字幾乎就是精緻散文的手筆了。
然而，文學史難寫，特別是臺灣近代歷經不同政權統治，歷史和社會因素十分特殊，文學面貌亦相對複雜，使得《臺灣新文學史》公正客觀之追求，益形困難。關於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的立論與評述，當然有值得商榷之處。
（三）《秋葉》備受爭議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對於一九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予以高度肯定，認為經過現代主義的洗禮，臺灣文學的創作技巧與想像才獲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不過著者也指陳，現代主義文學的命運坎坷，當年受到曲解、誤解與抨擊，其中有國族的偏見，更有性別歧視的惡意，著者特別以臺灣大學外文系《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雜誌培育的大學女作家歐陽子之遭到「圍剿」為例，加以說明。關於此一史觀的論述，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
歐陽子小說作品不多，全部只得《秋葉》一集，原題《那長頭髮的女孩》，於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先後由「文星」、「大林」出版，共收短篇小說〈半個微笑〉等十三篇，幾乎都是作者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所寫，為六○年代的作品。於一九七一年改由「晨鐘」出版，不但改寫舊作，且書名易題為《秋葉》。一九八○年《秋葉》轉由「爾雅」出版，再次做文字修正。到了一九九三年，前衛版臺灣作家全集之《歐陽子集》，目錄重新調整。《秋葉》多篇譯為英文發表，比例之高，為臺灣文壇所罕見。由頻繁之「改寫」與大量之「英譯」，不難看出歐陽子對自己每一篇作品的珍視。
唯歐陽子《秋葉》集的題材，涉及畸戀、偷情、外遇、亂倫等，違逆傳統價值觀念，這在社會風氣保守、政治氛圍封閉的六○、七○年代，曾經引起文學界的重視與討論。當時甫創刊的《文季》，對歐陽子《秋葉》有十分嚴厲的集體批判，其中以主張「內容重於形式」的何欣為代表，他逐篇細評《秋葉》的主題和人物，獲得的結論是：《秋葉》集裏的人物都是些缺乏思想、缺乏個性的浮萍，只生活在以報復以詭計為基礎的愛情裏，生活目標不過是些變態性衝動，因此《秋葉》集裏的故事都缺乏推動故事發展的那種洶湧大浪的力量，以及聲勢奪人的緊張；更缺乏咄咄逼人的現實感。
另一方面，《現代文學》刊登關於《秋葉》的正面評論，高全之讚揚歐陽子《秋葉》集在結構上屬於戲劇小說，在題材上屬於心理小說，在企圖上關心人際關係，做為一個自覺性的小說作者，她透過這幾種用心，確在中國近代小說裏自成格調。白先勇則指出歐陽子的小說有兩種中國小說傳統罕有的特質，一種是古典主義的藝術形式之控制，一種是成熟精微的人類心理之分析；並且毫無保留地稱讚歐陽子的寫作技巧，說她是個運用譏諷法（irony）的能手，也是紮實的心理寫實者，推崇《秋葉》突破了文化及社會的禁忌，把人類潛意識的心理活動，忠實的暴露出來。
《現代文學》和《文季》對《秋葉》的看法，迥然不同，幾乎是各說各話。雖然歐陽子於一九七七年接受記者訪談時，針對《秋葉》人物黑暗面之渲染提出辯駁，認為自己的小說，「在於揭露他們（小說人物）自己都不敢面對內心的罪，以及他們被迫面對現實以後的心靈創傷」。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第十五章「一九六○年代臺灣現代小說的藝術成就」，全盤接受歐陽子的說法，謂「歐陽子的見解可以理解為掩飾或壓抑內心的罪惡，並不就等於道德」，強調「人的情欲受到扭曲與壓制，其實是不道德的」，將她這些畸戀與亂倫的故事，譽為「讓人性更真實地浮現」，認為避開背德、墮落、邪惡、沉淪不談，反而是在虛構人生真相。陳芳明更指出，當年由於知識分子對帝國主義之蔑視，現代主義淪為民族主義情緒的出口，而歐陽子《秋葉》正是「代罪羔羊」，淪為被批判的倒楣對象，於是乎陳芳明給予歐陽子極高評價。
歐陽子《秋葉》的文學評價南轅北轍，《臺灣新文學史》呈現這樣的歷史爭議即可，著者有必要如此大動作為歐陽子「平反」嗎？然其論述之依據，顯得如此之單薄，與「女性主義」亦不太能產生連結，特別是這些作品的主題呈現和人物塑造都缺乏現實感與理想性，無法感動人心，也看不出對後來的臺灣文學產生或形成什麼影響，《臺灣新文學史》對此之論述，實在難以讓人信服。畢竟人生有黑暗面也有光明面，人性也不只有陰暗、病態的一面，對此有必要去刻意放大、書寫嗎？真正好的文學作品，無論其採取何種表現方式，總要能引起共鳴，讓讀者感同身受，乃至化沮喪悲愁為奮發向上，不是嗎？
（四）內容之不足
除此之外，其他值得注意的是，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第四章「臺灣文學左傾與鄉土文學的確立」，對於日治時期一九三○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及其影響述之甚詳，可是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此乃戰後官方文學與民間文學兩條路線的一次正面交鋒，官方對鄉土文學作家的圍剿，一波接一波，對臺灣文學的影響可謂重大而深遠，而且此一文學論戰時代較近，史料更加豐富，許多參與論戰者如今依然健在或活躍於文壇，怪的是陳芳明卻避重就輕，儘管全書提到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次數甚多，足見其重要性，偏偏《臺灣新文學史》第十九章「臺灣鄉土文學運動中的論戰與批評」，連點燃論戰引信的彭歌、余光中等人的姓名都消失了，僅在書末的「臺灣新文學史大事年表」之一九七七年部分有所記載，是以讀者如果想對這場大論戰有比較完整的了解，就必須再去看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才行。此應為陳著《臺灣新文學史》內容上極其明顯的不足（或者是作者故意如此）。
又，解嚴以前的臺灣報紙副刊專欄，作家群頭角崢嶸，如何凡、柏楊、史銘、文壽、楊子……等，其質量都不容忽視的「方塊」雜文，亦臺灣文學一大特色，不知何以陳著《臺灣新文學史》隻字未提？再者，「瓊瑤」雖為大眾文學作家，然其作品與當代社會所產生的互動，特別是小說改編電影和電視劇，大大引起風潮，不也是臺灣新文學值得評述的一個文化現象嗎？唯陳著新文學史同樣將之略過，彷如臺灣文壇不曾存在瓊瑤這位作家似的，只在第二十三章「台灣女性文學的意義」前言提到一句「她們不再只是著迷瓊瑤的大眾小說」。個人認為，通俗文學或武俠小說即使不是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的寫作重點，至少仍應保留一二節略為敘述交代，這樣的《臺灣新文學史》才算較為完整吧！
（五）評述尚待時間檢驗
誠如著者序言所說，「文學史是一段去蕪存菁的過程」，是以給予作家作品適當妥切的評價，判別其重要性、影響性及其歷史地位，正是寫史者的主要任務。然對於文學作品的解讀，評論者依其學養，必有不同的口味與偏好。又，評者與被評者之間若有其私誼，評者極可能只看見優點，或者對於缺失略而不談，此人之常情，由此可知文學批評之難也。「文學史」之書寫，當力求公正客觀，避免溢美或惡意攻詰，這般「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文學史才具有永恆的價值。
《臺灣新文學史》對不少還站在起跑點的新世代作家指名道姓，每多鼓勵之語，諸如「他們對於文字的掌握，已具備信心。在感情上能夠以穩定而內斂的節奏，渲染他們的生命態度」（頁791），新秀果真個個如此嗎？這些列名的新人將來是否能夠持續寫作，進而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呢？著者這樣的急於評述，會不會太籠統、武斷、大膽呢？畢竟作家作品的質與量，才是文學史撰寫人論評時的主要依據。質量不夠，或是未能建立特色並造成影響者，理應無法通過檢驗，進入傳諸久遠的文學史。如果文學史撰寫人過分執著於偏好，或未能顧及作家作品的質量，進行公正客觀的評價，則如此之文學史，不可能通過時間的考驗與贏得世人的認同。
（六）其他建議
關於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還有幾點小意見，一、部分作家前後重覆評述，如於梨華於第十五章「一九六○年代臺灣現代小說的藝術成就」（頁405-407-690）與第二十二章「眾神喧嘩：臺灣文學的多重奏」（頁688-690）、李昂於第二十一章「一九八○年代臺灣邊緣聲音的崛起」（頁608-610）與第二十三章「臺灣女性文學的意義」（頁735-737），行文前後對照，內容頗多似曾相識。
二、第二十四章「下一輪臺灣文學的盛世備忘錄」提及王德威的臺灣文學研究，有謂「近代的超克」成為東方知識分子的焦慮。唯此處並無註解，造成一般讀者之不便。所謂「近代的超克」這一概念，來自於二十世紀四○年代初的日本學界，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學界召開一個著名的座談會，「近代的超克」一詞由此而出現。這裡的「近代」，就是指西方近代化的過程，「超克」是超越、克服之意，「近代的超克」正是對世界近代化過程的超越與克服。
三、評述作家時，行文時在著作的括號內加註出版年，有些則又於註釋加上作者、書名、出版單位、出版年，以致體例不一。既已附註補充說明，行文時於著作之後括號內加註出版年，似乎多此一舉。
四、內文及年表之校對工作有待加強改進，尤其附錄「臺灣新文學史大事年表」，使讀者對臺灣文學之進程與臺灣政治發展之關連，可以有較為鳥瞰性的明晰了解，可惜錯字仍多，應予校正。
無論如何，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的出版，乃是臺灣文學劃時代的盛事，期待此一鉅著繼續校正、修訂，再版時，若增列人名索引，當大有助於學術研究，應為關心臺灣文學發展者所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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