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的產生源於作家的心靈世界，作家不僅要實現對生存環境的關懷，還必須在現實的取材上，建立一種透視人生普遍情境的永恆觀點，這往往也就是作家的人生觀，以及一心想要表現、掌握的主題。誠如姚一葦所言，一個好的小說家，必定是廣義的哲學家，而且對人生有所體認、有所闡揚。東方白以十年精壯歲月苦寫而成的《浪淘沙》，其所呈現的「人道精神」崇高主題，正是他寫作關注的焦點、一生的信仰所在。由福佬丘雅信、客家人江東蘭、福州人周明德三位主角的人道精神表現，可以看到東方白將「人道精神」此一內涵語碼三元結構化的用心，其將善美的人性高度理想化，表現了作者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追求。至於與其他殘暴日本軍人二元對立的「遠山明」，他堅決反戰、反殖民、反種族歧視，是完完全全的理想主義者暨人道主義者，最後卻因自己那原罪的日本人身分而遭監禁甚而自戕，應是作者對於是非不分的現實世界所提出的沉痛控訴。
工到極處轉自然，藝術的最高技巧正是「無技巧」，東方白採取「無技巧的技巧」的寫實手法來創作，看似平常無奇，實則此乃返璞歸真，是所謂「見山又是山」的最高境界。這種表現方式，用以闡揚人道主義的主題，構築意義結構，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當然，我們也不難看出，東方白為了突顯「人道精神」這一主題，不論是在人物的塑造或情節的安排上，有時會「用力」過度，甚至讓小說人物向讀者「說故事」或「講道理」，就因為太直接了，難免予人說教的意味，進而心生排斥之感。是以如此構築意義結構的手法，有待斟酌。
回顧人類歷史，宗教對立、文化對立、種族對立……等不斷引發衝突，造成無數悲劇。難能可貴的是，《浪淘沙》在種種對立的矛盾中尋得統一，其「人道精神」更超越了國家、族群，值得我們深思反省。作家若無足夠寬闊的胸襟，是絕不可能在內涵語碼或主題結構上創造這樣可觀的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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