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壇異數
臺灣於日治時代，使用的是日文，二次大戰結束後，中文取代日文，在急遽的語文轉換過程中，少數前輩作家較為順利，如陳火泉、王昶雄，而許多意氣風發的臺灣作家卻因失去表達的工具，不得不黯然退出文壇。有些人繼續寫作，則先以「嫻熟」的日文寫好，再設法翻譯為中文，尋求發表機會，創辦《臺灣文藝》雜誌的吳濁流即是。也有人依然維持日文寫作，認為文學無國籍，語言只是工具，重點在於是否寫出世界級水準的作品來，例如日治時代在臺南完成中學教育、肄業於臺灣大學外文系的作家黃靈芝（本名黃天驥，號天囚，1928-），直到今天，其作品仍大部分為日文，小說集《宋王之印》（東京：慶友社，2002年）、俳句《臺灣俳句歲時記》（東京：言叢社，2003年）皆以日本姓名「國江春菁」於東京出版，他可說是臺灣最後的日本語作家。
黃靈芝透露，當年面臨語文轉換的關頭，他不幸罹患肺結核，以為自己壽命不長，索性放棄學習新語言，仍以最拿手的舊語言為工具，創造屬於自己的文藝天地。等到他漸漸了解日文的奧秘之後，其日文作品已非昔日「不得已」之產物矣，中文明顯相形失色。可惜的是，除少數發表於《臺灣文藝》者為譯成中文外，黃靈芝大部分日文作品無緣為臺灣讀者所欣賞，所以一般人對「黃靈芝」也就難免感到陌生了。
（二）創作理念
黃靈芝作品強調「藝術之美」，他於〈如此一來，那麼……──我的日文文藝〉說到，創造「美」是文藝的目的，也是它的職責。至於什麼是「美」？關鍵在於有沒有「詩」的成分？有詩者美，無詩者不美。以聲音為例，有詩者曰「音樂」，無詩者曰「噪音」。而「詩」的定義又為何？簡言之，凡能帶給人「心動」者即是。
關於文學表現技巧，黃靈芝主張一「奇」字，唯其如此，衝擊力才大。他曾有以下妙喻加以說明，比如田徑賽的選手在奔跑途中，忽然倒下死亡，絕對比躺在病床上慢慢斷氣，所帶來的「衝擊力」要大得多。毋怪乎黃靈芝作品，特別是小說，每可見其設想之奇特，令人讀後久久不忘。
（三）小說
黃靈芝的短篇小說量少而質精，雖然走的是寫實主義路線，但葉石濤認為，黃靈芝亦繼承了戰後超現實小說、反小說潮流的新穎獨異特質；日本學者松永正義則指出，黃靈芝作品描寫的是「普遍存在的人類之不安定性和不可思議性」，乃其特殊之處。茲以〈蟹〉和〈毛蟲〉二篇為例，略加說明。
〈蟹〉是黃靈芝學生時代罹患肺結核，養病之後，於二十歲完成的日文小說，內容以「死」為主題，反映了作者當時的心情與想法。二十年後，由自己試譯成中文，寄到《臺灣文藝》發表，於一九七○年榮獲第一屆吳濁流文學獎，這是黃靈芝一鳴驚人的傑作。故事大意是：一個患有氣喘、飢餓的老乞丐於街頭流浪，翻找垃圾箱裡殘留的食物裹腹，奇異的遇到一位醉漢請他吃「蟹」料理，於是難忘的美味使老乞丐努力到海邊去尋找蟹，但飢餓過度的老乞丐無意中竟然吃到人骨，使他心生罪惡感，似乎喪失了生存能力，以致身心俱疲，倒斃於海邊，把自己的身體歸諸於大海。小說情節的安排，合乎大自然的攝理，因為人是生物，亦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為了其他生物的生存延續，老乞丐提供自己的軀體，唯其如此才足以贖罪、得救。這樣的小說，帶給讀者奇妙的感受以及對於生命的深層思考。葉石濤《臺灣鄉土作家論集》評〈蟹〉時，一針見血地說道：「描寫乞丐的生與死，不就是現代人血淋淋的心理創傷的寫照嗎？那乞丐的挫折、哀傷、呻吟和希冀正好用來象徵現代人被機械所損傷、受害的心路歷程。」
又，〈毛蟲〉流露魔幻寫實的風格，主人翁搭乘臺北公車，發現黏在自己褲管上的毛蟲，為了保護毛蟲，表示愛心，便把一般被視為「害蟲」的毛蟲帶去放生，最後卻在不知情的狀況下，遺失了自己的皮包，而百般照護的毛蟲也被自然界的天敵──蟾蜍給吃掉了。主人翁的這一切行動，顯得荒謬可笑而徒然，形成異端的情調，也不免讓讀者尋思人生的意義何在？
（四）詩
黃靈芝的創作，總體言，多為日文，且以「俳句」的質量為最，《臺灣俳句歲時記》即其代表作，讚詞也多來自這方面。日本俳句是世上最短的詩，脫胎於唐詩絕句，亦即以五、七、五，合計十七個字音所組成，而且為了增加內容的完整性和豐富性，規定使用表示季節的特定「季語」，如「鶯」是春天的季語、「金魚」是夏天的季語，旨在暗示，不在言傳，講求「禪」的意境。在臺灣，有些人則完全不考慮季語等規定，蛻變成僅僅維持三行的短詩形式。不過，黃靈芝基本上並不認為文學是可以翻譯的，尤其表現形式最精細的日本「俳句」，一經翻譯，韻味盡失，茲略錄中譯後的數句，如「杏花門前／相別依依」、「田間彩虹掛／少年人夢多」、「女客城裡來／山爐前展身」、「城隍威／舊街風薰」，我們已經很難從中體會俳句的禪意以及音律之美。
至於黃靈芝的新詩作品，以短詩最為可觀，充滿趣味和哲學性，值得細細品賞。如〈蟬〉：「聽到今年頭一次蟬鳴／我把旭日放入書包裡／奔跳著去上學」、〈風〉：「風為何撩起聲音來／不／寂寞的應是耳朵吧」、〈龜〉：「龜四腳朝天／有點不好意思／動作慢吞吞地／愈加不好意思／我等是烏龜呢／誰都是」、〈眼鏡〉：「我死後／眼鏡還活著／像眼睛／像鏡片般／明亮地閃爍著／是否它將／監視著我的／屍體──？」類似的短詩，文字淺顯，感性強而想法獨特，可謂別具一格。再如題材新鮮的〈開飯〉：「開飯了／媽媽的大聲／想這頓飯一定很豐派／開飯了／哥哥的大聲／想必是偷吃過」，黃靈芝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以媽媽和哥哥的聲音來描寫開飯情景，詩中媽媽的元氣、哥哥的喜悅和弟妹的臆想，使家庭的溫馨氣氛躍然紙上，令人回味不已。
（五）重新評價
出生、成長於臺南，長期居住臺北的黃靈芝，主要的文學作品都是使用日文所寫成，少數譯為中文發表，而且自印，只送不賣。雖然其日文的精確性和流暢性，造詣之高，連日本文學研究者都覺得不可思議，在日本藝文界受到相當的矚目，學者岡崎郁子於《戰後臺灣的日文文藝研究》大大肯定黃靈芝，說：「他於戰後不久至今之半個世紀以來，不斷地以日文寫出精湛的作品，俳句、短歌、詩、小說、隨筆、評論等，體裁廣泛，都是從他人不能企及的文藝性著手。毫無疑問地，是臺灣戰後所產生的優秀作家之一。」石田一良說：「黃靈芝的小說，比夏目漱石更雄辯，更豪爽。」鄭清文談到黃靈芝時表示，固然臺灣文學語言的問題頗受爭議，但他相信，黃靈芝碰觸到人生機微的文學作品，一定是臺灣文學的可貴資產。然而，黃靈芝文學之美畢竟依然無法讓臺灣讀者欣賞，也一直被臺灣文學研究者所忽視，在臺灣他的評價幾乎等於零，這豈不是很諷刺嗎？如果日據時代臺灣作家如翁鬧、龍瑛宗、呂赫若、楊逵、張文環、王昶雄……等的日文作品，算是臺灣文學的一部分，那麼迄今仍以日文從事創作的臺灣作家黃靈芝，其作品能全然將之排除於臺灣文學之外嗎？
2006年，真理大學將第十屆臺灣文學家牛津獎致贈給黃靈芝先生，使眾人「窺見被讀者、史家忽略，被自身隱蔽的黃靈芝，與他超過半世紀的美學堅持」，確是「慧眼獨具」，而牛津獎讚詞稱黃靈芝為「異端者」、「一朵臺灣文壇的奇葩」，不也是很貼切的形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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