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之寫作與出版
於日據時代後期冒險完成台灣文學經典之作《亞細亞的孤兒》的吳濁流（1900-1976），是連繫戰前戰後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橋樑，在台灣文學風雨飄搖之際，他以六十五高齡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台灣文藝》雜誌於一九六四年創刊），延續台灣文學的香火，更以退休金設立「吳濁流文學獎」，鼓舞文學創作，堪稱推動台灣戰後新文學運動的靈魂人物之一，是以彭瑞金讚譽吳濁流為「文學奇俠」。
一九六七年底，吳濁流完成自傳小說《無花果》（台北：草根，一九九五年七月初版），全書共十三章，一九六七年起曾分三期於《台灣文藝》雜誌連載，一九七○年首先由林白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不幸因內容觸及政治禁忌──二二八事件，旋遭查扣。其後改由美國台灣出版社出版，在海外流傳。一九八四年該書偷渡回台，繼續在地下流傳。直到台灣解嚴後，《無花果》終於得以在台灣光明正大地公開發行。
完成《無花果》之後，吳濁流自言，此書只寫到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沒有勇氣繼續詳細寫下，然而二二八事件的民國三十六年至三十八九年，這段期間社會很複雜，年輕作家無歷其境，極難了解其時代背景，如果老一輩作家不寫的話，其真相實無可傳。（見《台灣連翹》作者後記）於是吳濁流自一九七一年九月起，著手撰寫另一部自述小說《台灣連翹》（台北：草根，一九九五年七月初版），此係根據《無花果》多所改寫補充，費時三年餘，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才以日文完成全書，是為吳濁流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台灣連翹》全書十四章，其中一至八章曾中譯發表於《台灣文藝》，但殘餘部分因牽涉到太多當時尚在活躍的政治人物，同時也觸及太多敏感的政治事件，吳濁流決定暫不公開，於〈後記〉交代說「待後十年或二十年，留與後人發表」。後來經保存全書原稿的鍾肇政，完整譯出第九至十四章，讀者才終於見到了《台灣連翹》的全貌。
陳芳明〈吳濁流與「台灣連翹」〉一文指出，《台灣連翹》的主要性，「並非只是記錄二二八事件而已；它其實是吳老思想的一個總結」。而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歷經不同政權統治的吳濁流，關於「身分認同」的心靈轉折。
（二）身分認同的困惑
回顧歷史，台灣是一個長期被殖民的社會，飽受外來強勢文化價值的壓迫與支配，造成本土文化式微崩解，族群的尊嚴與認同也面臨流失的危機。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乃存在著抵抗意識和國族認同的矛盾心理。陳芳明指出：「台灣史的演進，其實就是一部殖民地社會的形成史，也是一部抗拒殖民地體制的鬥爭史。」（見陳芳明《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台北：敦理，一九八八年八月初版，頁二三三。）又說：「台灣社會是經過將近四百年的殖民剝削過程而構成的。在漫長的歷史裏，漢人移民與不同的外來統治者，一直存在著緊張的對抗關係。透過不斷的武力鬥爭，漢人移民在台灣社會便無可避免發展出本地意識。」（同前註，頁四十二。）
一八九五年清廷將台灣割讓日本後的乙未抗日，即為前述本地意識的具體表現。其後日本政府利用種種殖民主義方法，試圖鞏固其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地位，期使各種強取豪奪合理化，實則此種根本貶抑台灣的殖民體制，讓不同族群的台灣人受到一樣不公平的對待，更讓本土性的台灣意識日益成型，對日本殖民統治者展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抵抗，以追求平等的待遇。終於日本戰敗投降，未久，國民政府遷台，偏偏統治體制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總督府制度的延續，加以接收台灣後政經、社會、文化等方面舉措不當，以及台灣人遇到疏離之後再回歸的許多調適上的困難，內心不斷地積累不滿，直至二二八事件的震懾以及戒嚴體制的政治高壓，使得台灣人原先對祖國的憧憬與期待完全為之幻滅，繼而產生了國家認同的迷惘，經常被「我是誰」此一問題所困擾，游移於台灣人、漢人、中國人、日本人等主體位置之曖昧的「民族認同」，這是台灣人長久以來的悲哀，而「抵抗意識」和「身分認同」也成為深具使命感的台灣作家念茲在茲的表現主題，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其中的「孤兒意識」，小說主人翁胡太明要做日本人也不是，要當中國人也不是，兩方面都懷疑他，以至於最後被逼得發瘋了，怎不令人省思！而胡太明身分認同的心路轉折，在吳濁流二部自傳小說《無花果》與《台灣連翹》裏面，可以進一步得到相互的印證。
（三）日據時代的差別待遇
殖民政府的威權統治以及殖民者自認高人一等的心態，當然引起被殖民者的不滿，個性隱忍卻又不甘順服的吳濁流內心自是苦悶，他如此形容：「在殖民地的桎梏下，自由被剝奪，生活形同奴隸，毫無指望。」（《無花果》頁九十四）雖然日本為了便於統治，在推展「皇民化運動」時提出所謂的「內台融合」（「內」係指內地人，即日本人），吳濁流認為這只是口號：「所謂一視同仁、內台融合、內台結婚，口號倒蠻像回事，實則為政者不時都在暗地裏阻止著內台融合。這當然不外是發自民族偏見，日本人的那些為政者都是認為大和民族的血比漢民族的更優秀。」（《無花果》頁七十五）畢竟在一般日本人眼裡，台灣人仍然是「清國奴」。尤其到了戰爭末期，日本人更是變本加厲，令吳濁流痛恨不已，他說：「反正在台灣的日本人，沒有真正的知識份子，他們到了戰爭熾烈的時候，犧牲越來越大，其心理變態就越趨嚴重，於是把莫名其妙的罪轉嫁在本島人身上，而那些官憲像瘋狗一般，只要碰到就想向本島人咬一口。」（《台灣連翹》頁一三三）
誠如吳濁流所言：「一旦淪為殖民地之後，不但有政治上的差別，還有教育的不均等，待遇和機會的不平等，然而這些敢怒不敢言的種種辛酸卻必須承受。」（《無花果》頁一三八）差別待遇正是殖民地人民平時生活內心的最痛，吳濁流《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對此敘述得十分具體、詳盡，尤其是吳濁流所熟悉的教育方面，如關西公學校的日籍教員全部住好宿舍，本島人宿舍多半是廟或租用的民房，而且簡陋得不成話；（《無花果》頁七十八）日本人多領薪給的六成，連宿舍也是六成的優越待遇，這在法律上是說不過去的；（《無花果》頁七十八）再如師範學校，一郡平均只有一個台灣人就讀，中學也只有極少數能入學，尤其在內台同校之後，本島人的入學更為困難了。表面上揭出門戶開放的招牌，暗地裏卻在限制本島人的入學。（《台灣連翹》頁六十二）再如報社亦然，「台灣新報」的副部長清一色都是台灣人，即使台灣人當上了部長，薪給還比來自日本大阪的普通社員少。（《台灣連翹》頁一三九）諸如此類，怎不令人憤慨、不滿，埋下了台灣人徹底反日的根本因素。
（四）嚮往祖國
吳濁流在明治三十三年（即西元一九○○年），也就是日本領有台灣後第五年出生，完全接受日本教育長大，（《無花果》頁八）但因深刻感受到被殖民的低人一等，即使沒機會接觸祖國文化，也並沒有把清朝當做祖國看待，但是「台灣人的腦子裏，有自己的國家。那就是明朝──漢族之國，這就是台灣人的祖國」，（《無花果》頁三）換言之，吳濁流內心根深柢固地存有著祖國的觀念：「眼不能見的祖國愛，固然只是觀念，但是卻非常微妙，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無花果》頁八）說道：「所謂國家愛這個觀念，往往成為亡國人民之後，才會熾烈起來，也就是由於失去祖國而令人更加憧憬嚮往。」（《無花果》頁一三八）而一般人對於中國的革命成功也是抱持著期待，如吳濁流就讀公學校時就提到：「在我開始學習日本話時，鴉片仙的房裡，貼有孫逸仙、黃興、黎元洪及革命軍進入南京城的圖片。那種圖片在鄉城是沒有出售的。大人們看了那些之後，就彷彿有什麼期待似的。」（《台灣連翹》頁二十八）
後來，吳濁流自新竹郡關西公學校被貶到馬武督分校，參加在新埔舉辦的秋季運動會，因看不慣督學對女教員嘻嘻哈哈的、不莊重、不嚴肅的態度，乃出語諷刺，督學竟惱羞成怒，出拳敲打大多數台灣人教員的頭部，倍感屈辱的吳濁流憤慨之餘，立刻向州知事報告，要求督學道歉，結果不但沒有獲得一句賠罪的話，反而造成他辭職以示抗議的不幸結局。（以上參閱《台灣連翹》，頁一○○至一○一）此一事件讓吳濁流深深感覺到，生活在台灣是沒有意義而愚蠢的，於是在昭和十六年（即西元一九四一年）一月，獨自一個人跑到嚮往已久的中國大陸去了。當然，那時也有許多有心的青年，設法尋找門路，想回到祖國去，知道「回到祖國的目的在於解放台灣。因為要從日本手中解放，只有台灣人的力量是辦不到的。只有依靠所謂『間接射擊』，也就是幫助祖國擊滅日本後才能從日本手裏解放出來」。（《台灣連翹》頁一三二）
（五）祖國夢碎
到了中國大陸，吳濁流發現，台灣知識份子想像裏的中國與真實的中國是全然不同的。他首先提到對上海的第一印象：「登陸後，我發覺到一句話也聽不懂。雖是自己的祖國，但予人感受卻完全是外國。」（《無花果》頁九十六）又說：「最使我覺得可怕的是野雞（私娼）的泛濫和乞丐的成群。」（《無花果》頁九十六）以及「只不過三、四天的見聞就使我深感做一個中國人的悲慘。」（《無花果》頁九十六）更糟的是，由於身分認同的敏感，台灣人在大陸的處境十分尷尬，甚至於千萬不能表明自己是台灣人，吳濁流到了南京，寫道：「像我這種身份特殊的人來到這裏，為了憧憬自由，探求自尊而寂寞、失望地徬徨著。我以為只要能夠走出台灣，就和飛出籠中的鳥一樣自由，可是現在的大陸，竟和台灣一樣，背後有日本憲兵的眼睛在閃爍。同時，在中國人這一邊，又把台灣人視為日本間諜而不予信賴，處在這種境遇之下的台灣人，決不願把自己的身體表露出來，往往說自己是福建人或廣東人，而在台灣人同志之間卻用『蕃薯仔』這隱語。」（《台灣連翹》頁一○四）豈不可悲！於一九三八年到中國滿洲去，直到戰後的一九四六年回台，共有八年多「祖國」生活經驗的作家鍾理和（1915-1960），在散文〈白薯的悲哀〉裡也描寫了台灣人在大陸被中國人視為不同族群而受到歧視的情形，如「又有這樣子問他們的人；你們吃飽了日本飯了吧？又指著報紙上日本投降的消息給他們看，說：你們看了這個難受不難受？有比這樣的話，更尖刻，更侮辱，更要刺傷人類的自尊心的嗎？」（《鍾理和集》，台北：前衛，一九九一年七月初版，頁九十五），顯然鍾理和跟吳濁流一樣，都對生為台灣人的悲慘命運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會。
在大陸度過一年三個月，日本敗象益顯，吳濁流基於台灣人在大陸是被看成日本人的，戰敗後的報復必定可怕，於是又回到台灣。未久，日本果然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六百萬台灣人以燃燒一般的氣勢，開始學習中國語和中文，歡迎接收人員從祖國過來。只是，祖國人員與行政官署的種種表現，令人大失所望，導致祖國夢碎，對於民族的身分認同不免產生迷惘。
首先是來台接收的七十軍，毫無勝利之師的英姿，反而寒酸得教人難以置信：「每個人都背著一把雨傘，看來格外稀奇。有些還挑著鍋子、食器、寢具等。」（《台灣連翹》頁一五四）接著是貪污接收的令人忍無可忍，只見接收人員「為了私利私慾而合污，拚命所謂『發國難財』了，他們所注目的乃是名叫『五子』的東西：第一金子、第二房子、第三女子、第四車子、第五面子。換句話說，他們的目標就是把這五子的金、房、女、車接收下來，保存面子來快樂地生活」。（《無花果》頁一五二）從大陸來的少數外省人，「浸溺在物慾色慾中，忘了國家，大肆揩油或欺詐，並且又以驕傲自大的態度對待本省人」，（《無花果》頁一九○）還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權，認為「本省人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需再教育再訓練」，（《無花果》頁一五三）於是把任用本省人的門戶緊緊關閉。吳濁流發現，「原來，政府和黨都完全不信任台灣人。與日本時代一樣，政府機關的上層部分，由外省人取代了日本人，而台灣人依然是龍套角色」。（《台灣連翹》頁一五八）總之，台灣人「好不容易期待著光復的結果，卻落得與殖民地無異的日子，不由得感到心灰意冷了」。（《無花果》頁一九○）加以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崩潰，民眾苦不堪言，導致爆發不幸的「二二八事件」，台灣人於日據時代以來的祖國夢想終告徹底幻滅。
（六）結語
吳濁流的自述小說《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娓娓道來做為台灣人身分認同的心靈轉折，長期以來被國族意識所困擾的台灣人必然心有戚戚焉。其實，吳濁流跟許多人一樣，期待著台灣會更好，台灣光復那一天，他說：「我私自下個願望：從今以後，一定要建設成比日據時代還要美好的台灣，成為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理想，也是全台灣的民眾，六百萬島民的熱望。」（《無花果》頁一四九）甚至於在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儘管對祖國十分失望，吳濁流卻在《黎明前的台灣》寫道：「說什麼外省人啦，本省人啦，做愚蠢的爭吵時，世界文化一點兒也不等我們，照原來的快速度前進著。……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台灣就是住在台灣的人的任務，從這一點說來，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見《無花果》，頁二一○至二一一。）可見他是以愛台灣為核心價值，對族群平等還是抱持著理想與希望，值得我們深思再三。但台灣人對於所謂「祖國」的想法，海峽對岸應多加重視，如台灣第一位理學博士劉盛烈（1912-）於二○○○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時，以八十九高齡投書報紙，發表了〈祖國，可否疼我一次？〉，說：「祖國，祖國，我愛你，你卻一次又一次，再三不愛我、傷害我，甚至不惜置我於死地。遠祖不如近祖，我想來台第一代祖先以下、歷代先人才是真正疼愛我的。在台二千三百萬人只有團結疼愛自己一條路。」（見林忠勝編著《劉盛烈回憶錄──我與台大七十年》，台北市：前衛，二○○五年四月初版，頁二一六）代表了絕大多數台灣大眾的心聲，也可以說呼應了吳濁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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